HC 2031 儒家思想 期末报告
儒家思想发展片段史
（原标题：从历史行进维度探究儒学议题的演变与儒学不变的核心）
一 前言
本文希望能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结合笔者所学知识，对前人的思想做出梳理和分类，将自孔子以来同时具有政治色彩、社会伦理和学术内容的儒家思想进行分离解析。从各年代儒者的讨论话题之中发现儒家思想的变迁历史，从而拨开历史的尘埃找到一个儒家思想内涵的真正核心。
二 春秋战国——儒家思想的体系确立
（一）思想的初形成——孔子对儒家思想的提出
由于孔子的主要学说记载于由其弟子整理的语录体著作《论语》中而缺乏成文的逻辑叙述。后世只能用浸淫式的通篇诵读来体味孔子的整体思想。从这点上看来，由孔子所提出的儒家思想更像是一个由先知主演的默剧。主人公不直言影片的主题（孔子的思想系统），只能靠观者的领会来感悟一二。这样一个源自先知的敏感和道德使命的自发式思想，在当时看来可能是一种新颖的复古理念，但还不够系统和明确，其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都很零散。
（二）系统的初架构——孟荀对学派形成的贡献
在战国后期，天下欲合的时代背景下，诸子百家相互辩驳，相互吸收。作为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和荀子则各自深化讨论了一些孔子思想中零碎而模糊的概念，他们尝试对孔子的思想做出创新和总结。在个人方面，讨论的话题有：何为「君子」？君子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为何？而君子所具有的道德又是从何而来？在社会方面，孟荀则分别介绍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运作方式。
孟子荀子同时都肯定了仁义道德的重要性。但他们对道德的发生源头看法有别，即他们的人性善恶观不一。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来自于「天命」，具有「四端之心」，只要常思常觉，即可成圣至仁。而荀子认为「天人相分」，人性的本质和体现乃是情与欲，但人依然有向善的意识，「化性起伪」，「礼义制之」才是成圣的方法。
孟子和荀子的核心问题已经从孔子的“我是如何想的”演变成了“（我认为）孔子想的是什么，他为何这么想，这么想有没有道理。”从「仁而爱人」上升到了对仁之本的「心性」的讨论。可以说，经过孟荀二子的发展，儒学作为一门抽象思想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价值观和系统但神秘的方法论，形成了儒家学派的雏形。而在政治建树上，王霸之道的概念影响千年，其背后以德御政的原则也被后世奉为圭臬。心性善恶的讨论是孟子和荀子最大的分歧所在。而心性讨论的背后意义，则更多地体现于孟荀对孔子的仁的由来的进一步思考。这种本源价值观的讨论甚至直到宋明时期仍未停止。而由不同本源论（本体）所指导的方法论（工夫）又会不尽相同。但他们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至善成仁」。
三 两汉时期——儒家思想的政治工具转化
（一）儒学的政治应用——董仲舒的大一统
公元前141年，在经过了文景之治的恢复期后，汉朝进入了国力强盛的武帝时期。与国家初定便以严苛法令剥削人民的秦朝截然相反，汉初的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黄老之学。而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刘彻发现，这种主张「不动无为」的思想不能成为他大展宏图的理论依据。急于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思想的他与经过汉初整合思想而且欲展政治抱负的儒家一拍即合。如此一来，便有了历史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核心议题是：“如何让儒学解释新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合理性。”从董仲舒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对君主集权的肯定，这是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为统治思想的根本原因。同时，与孟子一脉相承的是董仲舒强调了君主必须配备高尚的品德，这一为君的必要条件。但这种纯以道德和自然现象所构成的君权约束力实在太弱。董仲舒迎合了汉武帝对权力的需求，但从根本上他没能提出一个切实有效的中央集权制约机制。为中国从政儒者对欲望、权力和道德的不断挣扎埋下了祸根。同时，这种以自然现象为兆的制约机制也导致了日后谶纬之学的流弊。
（二）儒学的社会实践——《白虎通义》的纲纪
其实在儒学长时间成为主流社会思想之后，一次起到明确诸多义理、钦定范本作用的会议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政治统治和社会实践都要求出台一套系统而细致的、体现儒学伦理思想的社会规范。西汉石渠阁和东汉白虎观两次会议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白虎观会议的记录《白虎通义》里便对社会内的等级、尊卑的区别和联系、个人的行为准则等等条目做出了明确而绝对的定义。核心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纲六纪」。
这段时间儒学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将儒家伦理转化成系统的社会实践规范。”自东汉以后，儒学完成了从一种思想学说到社会普适道德价值的转换。这期间，儒学从孔孟荀时期的纸上理想国蓝图，变成了实际可操作的规范条目。但这种转换的背后又包含了对原孔子思想的诸多片解和对统治需要的妥协。儒家思想在世人心目中慢慢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原始价值观和君权统治工具的代名词了。
四 北宋晚明——儒家思想的哲学系统化
（一）儒学的宇宙观——天理良知
虽然同是周茂叔的弟子，但程颢和程颐两兄弟在哲学观点有颇大不同。后世认为他们分别是心学和理学的开山祖师。宋明儒眼中的宇宙观，被理学和心学两个学派各自解释为「天理」和「良知」这两个观点。天理说认为在由「气」构成的世界中每个事物都有一个特定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天理」。这个「理」便是万物特性之宗、人的心性之母。而与其相对的则是「人欲」。只有通过做「道德工夫」才能「存天理、灭人欲」以达到「至善」的境界。
（二）儒学的方法论——慎独自新
作为理学的宗师，宋代朱子的工夫论是「格物致知」，讲求看破事物由「气」构成的表象，探寻其背后的「理」。但他的这个理论被少年王守仁用一种极端的方式验证为无效。而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方法则被其后人津津乐道，并衍生出了「慎独」与「自新」两种详细方法。在这「慎独」之下又被演绎出诸多条目规程。条目虽繁，但其核心意义已十分明了，就是强调自身「至善」的可能性与能动性，并以诸多方法去践行「致良知」之路。
明儒在方法论上的核心议题非常明确：「如何能致良知？」他们提出了很多非常详细甚至是繁琐的「慎独自悔」方法。这些成果固然极大提高了形上学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体验可能性，但却也落入了形式化的窠臼。这个历程似曾相识。就像儒学在政治上的应用一样：孔孟提出了一套较为抽象的治世社会构想，到了东汉儒者把它落实在了法典之上，使得义理内涵渐渐被符号化，而后被误解。这与这种个人「至善」构想，最后被实现在日常修行规范上，而后被仪式化、僵化曲解的过程何其相似。在个人「至善」修行上儒者也像不断僵化的社会制度一样，把自己陷入了章程之中不能自拔。到了晚明和清朝的儒者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对此做出了自己的批评。
（三）儒学应用的回归——公私之辩
明末清初之际，朝廷腐败，江河飘摇。儒家思想的主要传承者，汉人，感到了极大地民族危机感。宋明二朝长时间对抽象形上概念和繁琐实践方法的讨论，导致了政治社会上的儒家规范和学术上的儒家思想渐渐分离。明清儒者重新意识到了思想革新对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他们将前人的形上学概念应用到社会政治之中，提出了「公私」之分。将德行标准和工夫方法推广到了社会层面。并主张「自私自利」乃是天下之害，应「合天下之私以为公」。
从现在看来，明末儒者的经世论很大程度上是亡国的痛定之思。在经历了一番社会应用运动之后，清朝的儒者们开始反对已有三教合流之势的心理之学。他们提出要研究孔子本身提出的思想要义。他们推崇汉代古典，世称汉学。这股重钻故纸堆的学术风背后当然有清朝文字狱的严重影响，当然也有对心理之学过于发散的后续发展的拨乱反正。
五 总结
纵观漫漫历史长河，儒家思想的发展与应用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孔子提出构想并由孟荀补充总结——>董仲舒将其成功应用于统治系统——>儒家伦理观被法典化流行于社会中
理学心对儒学进行抽象化重定义——>后人由新理论发展出个人修行方法——>新理论和方法论被广而用于社会方面
清儒回归研究第一层次——>(西学冲击、孔教运动等)······
仔细观察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历程，似乎有着相似的发展节奏。在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儒家对自己「最终关怀」的解释方法和实现方式不断更新。但儒家思想的「最终关怀」本身——「至善成仁」的内涵是几乎未变的。「至善成仁」的个人道德意和社会实现意交替成为儒者的讨论重点。每次讨论都能赋予其新的、符合时代的解释。先知者孔子提出了一个「至善」之道，后人秉承着这个理念在人活动的各个方面对其进行实验和实践，提出自己的新想法或者是新教训。这期间可能有曲解僵化，可能有过犹不及。但都不能掩盖「至善」这一道理的指导性光辉。所以说，儒家思想的不变核心就是「至善成仁」。
儒家思想很多内涵在华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但道统的传承是理想化的。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总会遇到意识、规范、行动这三者的矛盾。有些人解决了，他们成了大儒，有些人没能解决但他们把苦思冥想的过程记载了下来，留给后人，这一样使人尊敬。「至善成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它形而上理论的解释对象，也是它形而下方法的达成目标。慢慢剥开浩如烟海的学术著作之外壳，忽略复杂伦理的条条框框，能让现代年轻人从媒体宣传的“国学”的华丽外衣之下，或是从以往的“落后传统”的标签后面，意识到儒家思想仁性底蕴，就是本文意图之所在了。
儒家经典卷帙浩繁，儒学义理博大精深，想从其中整理出一条无所不包的脉络並非易事。虽然笔者极力避免断章取义，但仍囿于学力疏浅，作文时限仓促，多发狷狂之语，难免有片面之定义、疏漏之意见。还望不吝指正。
参考书目
魏月萍 著 HC231/2031 儒家思想 讲义
冯友兰 著《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 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冯友兰 著《新理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冯友兰 著《新原道》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程裕祯 主编 《中国学术通览》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赵吉慧 郭厚安 赵馥洁 潘策 主编 《中国儒学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