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上卿们陆续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江山最终交到了年轻的继承者的手上。智氏的智瑶,这个被智果认为是“不仁”的五好青年终于接过了智宣子的事业,开始书写自己的篇章。这时候,他被称为智襄子,而在《资治通鉴》及其他有关“三家分晋”的故事里,他更多地被称为智伯。关于他的第一个“不仁”的故事,是蓝台这个地方的一次宴会。
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宴会礼仪不当而引起祸患的例子很多。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事件发端于宴会。蓝台之宴虽然没有后来的鸿门宴那样有名,却也借智国之口阐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要小瞧任何人。事情是这样的,智伯在宴会上戏弄了韩康子,又侮辱了韩康子家的大管家(相)段规。问题是智伯并不认为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对,他认为自己即使欺负别人,别人也只能忍气吞声。而智国则认为即使是蚂蚁、蜜蜂、蝎子之类的小动物都能够在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对人造成伤害,何况是一个势力的首脑人物。这个道理其实很明显,但是放在个人身上有时确实很难办到。一个人和你是竞争关系,你第一反应就是利用一切资源打压他;一个人得罪过你,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报复,这样的行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确实无可厚非,但是从长远看并不明智。最近读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书中屡次谈及胡雪岩这个人做事力求“漂亮”,实质就是变恶性竞争为良性竞争。但这一切都是在矛盾斗争可以转化的前提下的,一味追求仁义之名,而罔顾敌我之分,便是宋襄公的作为了。胡雪岩毕竟也没有同“长毛”做生意。从这一点来看,智伯也不是输在“不仁”,而是根本没有弄清楚敌我之分,四面树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纲挈领讲了敌我之分这么一个问题,智伯早生了两千年,所以无缘得见。
智伯为了削弱敌对势力而采用的战略,就是“蚕食”二字。先“请地于韩康子”,段规劝说韩康子把土地献给智伯,这样智伯就会认为这种模式也可以用来对付其他势力,而必然有不肯屈服的势力,他们只需要观望就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魏桓子那里,任章的看法更深入一层:受过智伯祸害的各势力有一种潜在的结盟可能。到了赵氏那里,赵襄子就直接的多了,要地没有,直接动手开战吧。时至今日,看韩魏两家实在有一种悲哀的感觉:因为畏惧而采取观望的策略。蚕食政策其实真的是一棵大毒草,如果没有有骨气、有血性的赵氏顶在前面,韩氏、魏氏想必会一步步失去土地、失去战力、失去民心而沦亡,他们的后代子孙就是这样被秦国灭亡的。鉴往可以知来,韬晦之策如果没有遇到乱世,必然是迎来真正的沉沦。只有积极拓宽战略空间,才能打破僵局,一味地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指望敌人赏赐一点战略空间,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看智伯在围攻晋阳之前的那些行为,看到的不是智伯的“不仁”,而是智伯的狂妄,认为自己的优势绝对无敌,因此陷入孤立的境地。论实力,一国的力量完胜其他各国的情形古今皆有,七雄割据时期的秦国是这样,二战后的美国也是这样。而秦国有“连横”这一意识形态武器;美国有依托基督教宣扬的“普世价值”这一意识形态武器;而智伯什么也没有,只有对自身力量的盲目自信,所以引起被压迫势力的强烈抵制也属应当。
三十六计,唯败战计最难,敌我力量悬殊,实在令智者束手。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计,前四计无一不是为了达成麻痹敌人的目的。我方的积极性只能作用于敌人,而不能主导斗争的节奏,不能不说是一种困局。连环计是一套组合拳,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而走为上则意义深重,妙用无穷。走为上不是逃跑主义,而是为了打破目前僵局,主动避开强敌,开辟新的战略空间以壮大实力的做法,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我红军的长征。走为上既保存了实力,又开辟了新的战场,为我方势力的生存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稳定,从而改变力量对比。刘备的成长壮大,也大抵如此。
可惜走为上只适合于草创之时,羽翼未丰,因而地有所不争。家业到了一定规模,抛弃自然不可,只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埋头发展,保证后方安定,积极破解敌人的围攻,等待时机进行反击,这才是应有之道。消极的等,如南朝小朝廷等皆不足论;积极的等,应如保据函谷关的秦国一样。
强则避之、骄之、分化瓦解,这是韬晦之策的基本原理,而最关键的不是避,而是骄和分化,这两点基于对敌人的深入了解,这些都是弱势的一方所能主动采取的行动。否则一旦敌人没事干一天到晚追着你打,韬晦之策便成了晚清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