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上卿们陆续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江山最终交到了年轻的继承者的手上。智氏的智瑶，这个被智果认为是“不仁”的五好青年终于接过了智宣子的事业，开始书写自己的篇章。这时候，他被称为智襄子，而在《资治通鉴》及其他有关“三家分晋”的故事里，他更多地被称为智伯。关于他的第一个“不仁”的故事，是蓝台这个地方的一次宴会。
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宴会礼仪不当而引起祸患的例子很多。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事件发端于宴会。蓝台之宴虽然没有后来的鸿门宴那样有名，却也借智国之口阐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要小瞧任何人。事情是这样的，智伯在宴会上戏弄了韩康子，又侮辱了韩康子家的大管家（相）段规。问题是智伯并不认为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对，他认为自己即使欺负别人，别人也只能忍气吞声。而智国则认为即使是蚂蚁、蜜蜂、蝎子之类的小动物都能够在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对人造成伤害，何况是一个势力的首脑人物。这个道理其实很明显，但是放在个人身上有时确实很难办到。一个人和你是竞争关系，你第一反应就是利用一切资源打压他；一个人得罪过你，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报复，这样的行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确实无可厚非，但是从长远看并不明智。最近读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书中屡次谈及胡雪岩这个人做事力求“漂亮”，实质就是变恶性竞争为良性竞争。但这一切都是在矛盾斗争可以转化的前提下的，一味追求仁义之名，而罔顾敌我之分，便是宋襄公的作为了。胡雪岩毕竟也没有同“长毛”做生意。从这一点来看，智伯也不是输在“不仁”，而是根本没有弄清楚敌我之分，四面树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纲挈领讲了敌我之分这么一个问题，智伯早生了两千年，所以无缘得见。
智伯为了削弱敌对势力而采用的战略，就是“蚕食”二字。先“请地于韩康子”，段规劝说韩康子把土地献给智伯，这样智伯就会认为这种模式也可以用来对付其他势力，而必然有不肯屈服的势力，他们只需要观望就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魏桓子那里，任章的看法更深入一层：受过智伯祸害的各势力有一种潜在的结盟可能。到了赵氏那里，赵襄子就直接的多了，要地没有，直接动手开战吧。时至今日，看韩魏两家实在有一种悲哀的感觉：因为畏惧而采取观望的策略。蚕食政策其实真的是一棵大毒草，如果没有有骨气、有血性的赵氏顶在前面，韩氏、魏氏想必会一步步失去土地、失去战力、失去民心而沦亡，他们的后代子孙就是这样被秦国灭亡的。鉴往可以知来，韬晦之策如果没有遇到乱世，必然是迎来真正的沉沦。只有积极拓宽战略空间，才能打破僵局，一味地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指望敌人赏赐一点战略空间，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看智伯在围攻晋阳之前的那些行为，看到的不是智伯的“不仁”，而是智伯的狂妄，认为自己的优势绝对无敌，因此陷入孤立的境地。论实力，一国的力量完胜其他各国的情形古今皆有，七雄割据时期的秦国是这样，二战后的美国也是这样。而秦国有“连横”这一意识形态武器；美国有依托基督教宣扬的“普世价值”这一意识形态武器；而智伯什么也没有，只有对自身力量的盲目自信，所以引起被压迫势力的强烈抵制也属应当。
三十六计，唯败战计最难，敌我力量悬殊，实在令智者束手。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计，前四计无一不是为了达成麻痹敌人的目的。我方的积极性只能作用于敌人，而不能主导斗争的节奏，不能不说是一种困局。连环计是一套组合拳，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而走为上则意义深重，妙用无穷。走为上不是逃跑主义，而是为了打破目前僵局，主动避开强敌，开辟新的战略空间以壮大实力的做法，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我红军的长征。走为上既保存了实力，又开辟了新的战场，为我方势力的生存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稳定，从而改变力量对比。刘备的成长壮大，也大抵如此。
可惜走为上只适合于草创之时，羽翼未丰，因而地有所不争。家业到了一定规模，抛弃自然不可，只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埋头发展，保证后方安定，积极破解敌人的围攻，等待时机进行反击，这才是应有之道。消极的等，如南朝小朝廷等皆不足论；积极的等，应如保据函谷关的秦国一样。
强则避之、骄之、分化瓦解，这是韬晦之策的基本原理，而最关键的不是避，而是骄和分化，这两点基于对敌人的深入了解，这些都是弱势的一方所能主动采取的行动。否则一旦敌人没事干一天到晚追着你打，韬晦之策便成了晚清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