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二、《祝福》是一部“存在主义”的象征之作
欲以工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获得对《祝福》的全新理解，首先就需要更新观念和方法论，比如我们首先需要确定：鲁迅的《祝福》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是阶级论和政治批评立场的？还是非政治立场的、非现实主义的？这是我们理解《祝福》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往的通例是持现实主义、阶级论和政治批评立场的，这已见前述。我认为这恰恰不太适合《祝福》，《祝福》严格地说不是一部现实主义之作，也不是所谓的“封建礼教批判”的阶级论或政治批判之作，而是一部“存在主义”的象征之作，首先它是象征的，其次是哲学的，核心则是关于人的存在论的终极思考的，在哲学范畴上属于生命哲学或存在主义哲学，实质则是人的哲学，所要解决的是根本性的价值、意义的“人学命题”。大家都知道，《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后来收入1926年8月出版的鲁迅小说集《彷徨》，成为这个集子里的第一篇小说。“彷徨”是走来走去，犹疑不决的意思，用“彷徨”做名称，已很明显地表明了作者的怀疑论的立场，因此，说《祝福》是一部怀疑论之作应该是不会错的。如果再比较一下此前出版于1923年8月的小说集《呐喊》，两者的主题旨趣之差异就更加清楚。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专门剖白了《呐喊》的来由，这来由的依托则是自己早年的人生经历，比如家境的困顿以至于他为给父亲买药必须经常要典当家里的衣物、首饰；在南京和日本的求学经历，特别是那个“幻灯片事件”成了他“由医而文”的直接动因；后又经历办杂志的失败、寂寞、苦闷而不得不从抄古碑中找寄托；最后则是《新青年》编辑来约稿才促成了小说集《呐喊》的最终诞生。而关于《呐喊》的主旨，他是这样说的：“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可以看出，此时的鲁迅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还很消沉，但他对于自己年青时候的梦毕竟“不能全忘却”，心里也还相信“毁坏铁屋子的希望”，尽管它是“在于将来”。而且他也毕竟在“听将令”，毕竟在为“奔驰的猛士”呐喊助威了，其奋进、抗争的主调自然是不争自明的。而到了《彷徨》却明显不同了，这从他特意选择屈原《离骚》中的“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题辞即可看出，其主旨就由正面的呐喊、批判、奋争变成了求索、怀疑和思考，用“彷徨”做名称更是集中地表明了他的怀疑论旨趣。其实这种怀疑的心态鲁迅早就有了，他后来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就明确自陈：“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其怀疑论的思想线索是很清楚的，从一开始的失望、怀疑，发展到《彷徨》则变成了冷静和冷峻的怀疑和沉思，而走向形而上的哲学追问便顺理成章，因为这种理性的剖问在历史上也早有先例，如屈原的《天问》，不同的只是鲁迅仍用的是小说的形式。
这两个细节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一是小说中写鲁家除每月管吃管住外还要付给祥林嫂五百文工钱，五百文是半两白银，按照一种算法，在当时一两白银可以买一石大米，一石大米大约是120—150斤，那么五百文就可买到60—75斤大米，若供祥林嫂吃大概可以吃两个月左右。还有一个算法，五百文大约相当人民币100元，如果在上世纪前半期，这已经很多了，那时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月工资才50元，中专生更少，29.5元。这起码说明了一点，鲁家并没有想要剥削祥林嫂，否则，完全可以不再支付工资，要知道祥林嫂当时是在急难中“逃”到鲁家的，她不可能会对鲁家的待遇再讨价还价的。结果，鲁家给的工资她一分也用不着花，时间不长就存了1750文。另一个细节是，小说还特意写在忙着准备“祝福”的日子里，“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能带“绞丝银镯子”就说明家里不会太贫寒，那这肯定也难成为“阶级对立”的有力证据了，它起码可证明无论穷富，大家都在忙活，因此，这两个例子都可证明鲁迅在这里所着眼的并不是所谓的“阶级矛盾”或“政治批判”主旨，要知道鲁迅在小说的细节上是很用心的，他曾明确主张在写作上要遵奉这样的原则：“画眼睛”和“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因此，他每下一笔都应该是非常用心的，即使在极细微处也都可能是有所寄托的，或起码不会是可有可无和可随意改动的。所以，这两个例子透露出的信息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它至少可说明鲁迅此处的眼光是“非阶级论”的。再比如，小说中写贺老六娶祥林嫂是花了“八十千”文，换算下来就是80两银子，当然这80两银子都到了祥林嫂的婆婆手里。这也起码也说明了贺老六并非一般的贫穷之人。也就是说，这“80两银子”无论搁在贺老六还是祥林嫂婆婆的身上，都不是一般的“贫苦百姓”这样的概念所能解释的。
总之，鲁迅的《祝福》不是一部简单的现实主义之作，它要处理的问题已不是贫富对立、阶级矛盾或对传统的礼教批判，也不是简单的对“启蒙政治”的怀疑和反思，而是人的本体存在、人的生命意义或终极价值关怀问题，因此，说它是一部“存在主义”的象征之作是更为符合实际的，前述“政治批判”和“国民性批判”的阐释视角都是不太合榫的，而以此为前提的“叙事美学”研究也自然会难扣肯綮。至于那个有价值的“存在论视角”，也因为缺乏更自觉、更彻底的谱系价值立场而始终限于一种“附庸性”的地位而难有自足的和理想的展开空间。
三、祥林嫂是鲁镇上的哲学家
如果说，在她自主选择生存路线后，第一次发生逆转是缘于人祸（婆婆的劫掳），而第二次逆转则是由天灾所致：贺老六死于伤寒，儿子被狼吃掉。再加上“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又一次无亲、无家，只好再次做出选择：重回鲁家。这鲁家似乎成了她真正的故乡——就像《红楼梦·好了歌注》中所写的“反认他乡是故乡”，典出唐代刘皂《旅次朔方》诗：“客舍并州数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一“归宿”的悖论仍是沿着前面“无家”、“无名”的逻辑而来，仍不跳脱存在论、本体论的思路的。
祥林嫂重返鲁家，意义自然与前番有别了，如果说第一次她在鲁家是人生意义的“新建”的话，那么第二次回鲁家则是要对已然失去的“意义”的追寻和找补了。古语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今语也有“堤内损失，堤外补”之说，但是祥林嫂的“意义问题”却是“本体性”的，象征的，实际上已无可替代。所以，此番在鲁镇的境遇就自然是上次的“反题”了，先是经历鲁镇人的同情——嘲弄的“正——反游戏”；接着被“祝福”的意义系统冷拒、驱逐；然后是“捐门槛”的自演自看的“宗教闹剧”的自欺和幻灭；最后则是死后“灵魂有无”问题的无可求证和“活不能、死亦不能”的存在问题的吊诡和永远悬置……
所以，总起来看，祥林嫂这个人物好像就完全是为“意义”而设的，并不是那些皮相之论所认为的是所谓的“礼教制度的残害物”。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重新辨正，一是关于阶级对立问题。以上已论过，我认为这不是《祝福》要处理的问题，相反，贫富对立、阶级斗争乃至于对封建礼教的批判都在它的价值标准之外。比如，《祝福》还有一个主角“我”，历来被认为是作者的化身，是革命者或启蒙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他回鲁镇是为了寻亲访友，祥林嫂的“主人”鲁四老爷是他的本家四叔，他和祥林嫂一样也“暂寓”在鲁家。他和四叔虽然表面有不投合的地方（我认为主要是代沟所致），但在对待“生存”的大问题上却十分一致：四叔书房那幅由“长寿榜样”陈抟老祖（传说活了八百岁）写的朱拓的大“寿”字，还有那半个对联：“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巧妙的是作者故意隐去对联中讲“德性”的那一句：“品节详明德性坚定”），都在强调四叔非常看重“养生”和追求长寿。而“我”在小说一开头就有一个为作者特意做出的点睛式的“画像”：“胖了”，更为重要的是，当“我”遭遇了祥林嫂“魂灵之问”的尴尬之后，想到的不是继续追寻问题的答案，而是“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燉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他想到的是“吃鱼翅”，这可谓是小说开头写他“胖了”的注脚吧。而这重吃，不是同四叔之追求养生、长寿如出一辙吗？是身体关怀、生命关怀，当然也就是一种特殊的人的存在论关怀了。
为什么“我”对祥林嫂之问“说不清”呢？他没法说清，因为，祥林嫂问题的实质则是一个人生的“意义”问题，亦即她此时再活下去有意义吗？特别是她现在选择死或死后还有意义吗？现实告诉我们，祥林嫂此时早已丧夫、丧子，也无家无靠，尤其是也失去了人们对她的信任和尊重，她不再是鲁家那个能干的女工了，她再也享受不到来自于“自主选择”之后的那种正常做人的“尊严”和价值，尤其是她已经没有了在世俗生活范围内重新选择的任何可能了，于是她只能调整方向，向“世外”选择，走死路，以求在阴曹地府来重建意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也有可供参照的观点：向死而在。即认为人只有意识到“死亡”之终极才会逼出存在的意义（在），“死”的意识成为照亮和唤醒人们抵御沉沦、苟活、庸活的“探照灯”。但是，阴曹地府的意义问题已是一个鬼学意义的“超验问题”，对活着的人类来说是注定永远无解的，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值得解答的“伪问题”。所以，“说不清”是它的唯一正确答案。因为它既无法证实，又同时无法证伪。这好像象征着人的意义恰恰充满着存在论意味的悖谬性：意义和无意义互反、互成，吊诡性地一体而寓。祥林嫂不反抗是无意义的，反抗也是无意义的；她活着无意义，死去也无意义。这也反证了鲁四的养生和“我”的“鱼翅”和“胖”也是无意义的，因为死既然于祥林嫂是无意义的，也不会对他们就格外“开恩”而生出意义来，那个出自“我”之口的“说不清”恰恰是无意义的无意识的“语言症候”。还有一个旁证，在小说中，当“我”问来冲茶的“短工”祥林嫂“什么时候死的？”短工回答：“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也是一个“说不清”。因为这前后两个“说不清”所针对的都是与死有关的问题，从象征意义看，则是人生在世的“终极”或“大限”问题，是人生的终点、收官，按理可以盖棺论定了，或曰是可以作总结、可以说清此生之真意了。但却反而“说不清”，缘何？就因为它碰到了意义的“悖论”。何为意义？意义简单地说就是对人有价值或有用，但面对死亡，这一切都被一笔勾销了。这就是祥林嫂“死”的象征意义。她的“死”把人生意义问题逼出了“鲁镇的地表”。
由祥林嫂的“死”我们就可获得一个可在本质上反观和理解鲁镇生活的特殊视角，即可一跃而跨出“柏拉图的洞穴”，窥见《祝福》表面所隐藏着的深刻玄机：生命意义或生存意义的隐喻。首先，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我”在鲁镇的“行动功能”可归结为三点：第一，走亲访友（实为寻找和体验亲情），作品虽未明言“我”回鲁镇是为了什么，但从“我”住在鲁四老爷家、“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后来遭遇了祥林嫂的“诘问”和祥林嫂的死，“我”则打算离开，“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至少文本里已写出的实际情况说明了“我”是为走亲访友而来的。第二，无法回答“祥林嫂的问题”，亦即为意义问题所困。第三，突出了“身体”的“胖了”和对那清燉鱼翅的“吃”的重视。就内涵而言，“走亲访友”是为了寻找和体验亲情，按理，“我”应该在年节当中回来，而不是在“家中却一律忙”的旧历年底，这无疑是于忙上加乱，不合时宜。这只能说明“我”很缺亲情因而就不顾时宜了。这是在彰显亲情的重要性，不消说这亲情应是人的现实日常存在的一种最基本的寄托。而“吃”、“胖了”，还有身体，与人的生存本能都密切相关。如果说，亲情或“身体”主要是人的生存的形而下层面的话，那么“祥林嫂的问题”就代表着它的形而上层面了，这样，则不难看出“我”在鲁镇生活中的“生存论”的明确指向了。鲁四老爷的“生存论意义”前已有所讨论，现在可再分析一下“柳妈”这个人物。以往人们多认为柳妈对于祥林嫂最终的死是充当了一个重要的“推手”的，她把死后可能遭遇的“锯刑”和死前的“捐门槛”措施一并摆在了祥林嫂面前，如果说“锯刑”代表着人的终极之被“消解”的宿命的话，那么“捐门槛”则代表着对这命运的最后挽救，而“捐门槛”的无效也就同时意味着意义的不可复得和它在根本上所具有的虚无性质。在这里很有趣的一点是柳妈对祥林嫂“性生活”的窥探，鲁迅特意写她好奇地向祥林嫂发问：“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祥林嫂说：“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柳妈说：“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祥林嫂回答：“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小说又特意写祥林嫂说到这里时“她笑了。”这“笑”在祥林嫂非常难得，尤其是在她丧夫丧子之后。不消说，这“笑”所表现的正是祥林嫂得自于她和贺老六性生活的幸福感和甜蜜感，很显然，这幸福感受此时也感染了柳妈，作者也特意写到：“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象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盯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表面上看好像是在笑话祥林嫂，而实际上却是对这种性享乐的分享或“意淫”体验。正因如此，她紧接着就不免会心生嫉妒，于是便搬出“锯刑”的阴灾来“打击”祥林嫂。柳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阴暗心理呢？因为她是个“善女人”，即信佛的女人，这样，她大概在生活中也是奉行禁欲主义的，但毕竟又有性的欲望，因此她在心理上必然是扭曲的，因而对祥林嫂的再嫁就可能是既艳羡又嫉妒的，所以，在柳妈这个人物身上也体现了人性、身体本能等与人的生命、生存关系密切的“生存论”内涵。
从对以上小说中的几个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寄予在人物身上的生命或生存的寓意是明显的，而不同的是只有祥林嫂最终提出了“灵魂”或意义的问题，因而祥林嫂就成了由身体走向灵魂、由生存走向意义的一个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是《祝福》中所有人物的最高代表，比如作品也两次写了她的“胖”，特别是还有意写了她“手脚都壮大”、“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食物不论，力气是不错的。”这是她的“身体”存在，她具有异乎女性、甚至于强于一般男性的好身体。而最后却“瘦削不堪”、“仿佛是木刻似的。”也正是这个特殊的“由胖而瘦”的经历和最终的“瘦”的处境，她才直面了生存的终极意义，这颇像《老子》第四十八章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就是减少，“消瘦”是身体“损”的结果。损到最后，就“道成肉身”，虽形销而骨立，却最接近“道境”，于是灵魂也好、意义也好，这些“人有此一生”的生存本体的东西就浮出了个人存在的地表。在佛教来看，这似乎也应了那个“不历难不能成佛”的佛教的修行规律。祥林嫂最终由生命的“形而下”走向了生命的“形而上”，应该说，她是鲁镇生活中的另一种“善女人”，是鲁镇上最后走向“问道”、“求道”的哲学家。
这里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祝福”的象征含义，“祝福”就是祈祝幸福，而幸福说到底就是“人有此一生”中的对某种理想的价值或意义的感受，或者也如法国作家纪德所认为的：“幸福是人生最美的信仰。”即它原本就是既实又虚的东西，是人的某种需要、心灵感受或人生的信仰。而它的最深层的底子则是人的存在的“意义”。“意义”这种看似抽象、玄虚的东西，反过来却恰恰是“幸福”的“实”和“心”。因此，《祝福》中之“福”的虚实有无，所表现的恰又是对“意义的质疑与寻找”，它构成了《祝福》的基本主题。而祥林嫂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探问就正是《祝福》的“龙睛”或“诗眼”。易言之，她曾参与“祝福”后又被“祝福”所“逐出”，结果则是把她逼到了“意义”的门口，这一逼则逼出了人的“意义困境”和人的存在论的悖谬性。因此，《祝福》的全部主题意蕴正是借她而最终得以彰显的，她个人的存在论遭遇、终极意义困境，正是全体投入祝福中的鲁镇人的集体命运的缩影，正像林黛玉是《红楼梦》意义的扛鼎性“支点”一样，她也是全部《祝福》的那个魂魄性的“支点”，因为她不是别的，而是祝福悖论、人生意义困境或人的存在论之悖谬性的化身。或更准确地说，她是这人的荒谬存在的“意义化”的本真呈现亦即“哲学显现”，再通俗地说，她的人生结局使我们看到了“人的存在论”的荒谬本质，她就是鲁迅在《祝福》中为揭示这一本质而专门设置的最大的象征人物，说她是鲁镇上的哲学家，正是这个特殊的用意。
四、“新人学”的新篇章
从以上简单的勾勒不难看出，鲁迅文学是原有着自觉的新人学旨趣的，或准确地说，“以人为本”、“解决人的问题”、“为人的生存谋出路”才是鲁迅文学的真正的目的论和价值论。在新人学的文学精神上，他是《红楼梦》在新时代的自觉继承者。而这继承就落实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而从“救救孩子”的愤激呐喊到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性痼疾的无情批判，再到对“祥林嫂问题”等“生存论”意义的深思，则大致构成了他的“新人学小说”的由浅而深的思想脉络。从这个视角来看，他的《祝福》比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许更深刻、更重要、更杰出。
有了这样一个大前提，我们就容易回到《祝福》的新人学的总体象征意义上来了。前面已提出《祝福》是一部存在主义的象征之作，而它的最大象征点则是对人的总体象征，这在小说中具体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第一，人物的总体性的“无名”。无名就只能以“代号”名之，而一定的代号（符号）又恰恰有利于做某种象征。以往许多人都注意到了祥林嫂的“无名”问题，即在小说中人们是以她的第一任丈夫“祥林”的名字为她的“代名”的，在其后附着上一个“嫂”字，其附庸性是十分清楚的。人们把这看作是鲁迅先生对封建礼教压迫女性的无情批判之笔。可是人们忽略了一点，在这篇小说中绝大多数人物都是“无名”的，比如除了祥林嫂外还有：鲁四老爷、四婶、卫老婆子、柳妈、贺老六，还有那个“我”。好像只有祥林有名字，却无姓。而他的名字却明显是个象征符号，就像鲁镇人在年节时的“祝福”一样，就是要礼敬天地间的众神，以“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他“打柴为生”，当然也希望那些被砍伐的“林木”能给他带来吉祥好运了。可见，其名字的用意和“祝福”的用意无二，于此亦可见出《祝福》设计的有机和严密，可以说它的每一细微处都同它的整体和主题紧密地胶合和密织在一起的。而祥林嫂的第二任丈夫贺老六的名字也具有吉祥、好运和喜庆的象征意味：“贺”为庆贺，“六”暗含“六六大顺”之意，也是和“祝福”义同调呼应的。然而，“祥林”不吉祥，十六岁的年纪就死了；贺老六不“顺”也更不值得“贺”，一个普通的伤寒疾病就夺走了他的性命。鲁迅在这里正是有意揭示人生的悲剧性和某种悖谬性。这也预示了“祝福”的悖谬性，比如祥林嫂是曾在鲁四老爷家的祝福活动中出过大力的，但“祝福未必得福”，祥林嫂最终并未从中得到了什么“福气”，反而丧夫丧子，人亡家破。同样，鲁四老爷的名字，可能也有这样一些象征含义，一是与鲁迅同姓，可视为作者的“同族”，因此可以看做是作者在写自家人的故事，因而那个好像是作者化身的“我”就更显得顺理成章了；二是这“四”可能也有“四喜发财”的喜庆的意涵；再就是，这“四”又同人的“伯仲叔季”之最末的伦序一致，因此可能有以“最末”来代整体的意思。总之，人物的无名，在鲁迅恰恰可能是为了突出人的抽象的“类性”或“共同性”，同时也更有利于在其中寄予某种特别的象征内涵而有意为之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对人的整体象征。第二，人及其存在的双重性、悖谬性。比如：祥林嫂最终既活不得又死不得的尴尬命运；“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却回答不了祥林嫂的问题；四叔虽是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却仁慈又宽宏大量，他对祥林嫂的不满也只是止于独白性的“骂”，特别是又还用婉转的“然而”来表达他对祥林嫂的好感；祥林嫂的婆婆在表面上好像是占理的，但实际上却是很缺德的；卫老婆子既当中人又当帮凶；柳妈既信佛却又想“偷窥别人隐私”；鲁镇人既同情祥林嫂又反过来嘲弄她，等等，鲁迅在人物刻画上是充分辩证的，体现了他的“中间物”意识，在本质上所触及的正是人的存在论的尴尬的荒诞性。第三，“我”和祥林嫂的辩证互补性。在表面上“我”和祥林嫂是完全不同的：一男一女；一为知识分子，一为普通妇女；一在乡下，一在城市；一为外来者，一为鲁家人；一为来访的亲戚，一为求生计的打工者。但两者又有着许多共同点：“我”的“胖”和祥林嫂的两度的“胖”；在鲁家，两者实际上都是“寄寓者”：祥林嫂“无家可归”，其实“我”也是“无家可归者”，因为早已离开了鲁镇，鲁镇上已无家。但似乎在城里也很孤独，“朋友已经云散”，即使是吃鱼翅，也可能“只有我一个”，那城里的家人呢？可见城里原本可能就没有什么家人，他在城里极可能也是一个临时的“寄寓者”；鲁四老爷骂祥林嫂“不早不迟”死在祝福前夕是一个“谬种”，而“我”也意识到自己“不早不迟”偏要在鲁家最忙乱的时候来打搅四叔，可见也是一个“谬种”，两人同为谬种。谬种者何？人的荒诞性或悖谬性之谓也。可见，两人于此都具有人的“大象征寓意”，而且也足见出两人的“同一性”；祥林嫂最终选择了“死”，是对“鲁镇”的离去，而“我”则也“决计要走”，也是选择了对“鲁镇”的离去。巧妙的还在于：祥林嫂的问题恰恰是向“我”提出的，等于两人一起面对了人生的终极意义，面对了人的存在论的真相，而且两人也无一例外地同时陷入了这存在论的“意义与无意义”的悖谬无解的困境。更为有趣的是：就人的灵肉关系来论，如果说祥林嫂没有什么文化因而代表“肉”，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则无疑代表“灵”了，可是最后是祥林嫂提出了那个代表“灵”的终极意义之问，而“我”却反而用“吃鱼翅”来逃避对祥林嫂问题的终极思解。两人行进的轨迹正好相反：祥林嫂由“肉”走向“灵”，由“食”而归于精神（终极追问），而“我”则由“灵”走向“肉”，由精神归于“食”（吃鱼翅）。“我”胖了，祥林嫂曾经胖过，最终却归于“瘦削不堪”。如果把两人的相反轨迹拉直了，再拼合成一条直线，又恰好是人类的一条完整的生存论历程，灵和肉的矛盾和统一，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历染、悖论和统一，而这一男一女又恰好像伏羲、女娲；亚当、夏娃一样，象征着完整的“两性人类”（鲁迅没有把“我”和祥林嫂设计成“恋人”或“夫妻”关系，一是可能有意要“翻新”，使这一古老的“结构原型”有所变化。二是极可能同他本人此时的无爱的“婚姻”有关，“我”和祥林嫂的关系实际上是他的“无爱无意识”的自然投射的产物。）。而由女性祥林嫂来作为终极的“道境”的担当者，是否又暗合了《老子》的“玄牝”、“水”和阴柔的道思旨趣？同样它也是《红楼梦》所特意标举的真意、神趣。可见，“我”和祥林嫂正可视为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象征”，他们无家可归，他们都是临时的寄寓者，他们的存在既有意义又无意义，在本质上是荒谬的、无解的。
还有一个有意味的细微处，小说在一开头即写到：鲁四老爷“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接着写到，那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这也是“人物的一致性”。而那位“冲茶的短工”为避讳也称祥林嫂的“死”为“老了”。这样写，显然意在表明，“活着”和“死了”在本质上原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既然人的存在具有本质性的悖谬性，因而生与死也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这无疑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意义了。而这无疑也显示出其人物的某种“同一”的象征性，那些人与祥林嫂是在“老”这个符号上又象征性的“同一”了。
已不难看出，在《祝福》里本没有好人、坏人之分，更谈不上什么阶级论或礼教意义上的分野和对立，他们都指向了“一个人”，是整体的人的象征。而这整体的人又是以“我”和祥林嫂这一男一女为代表的。写到这里，也许我们会更容易理解作者为何要把鲁四老爷设置为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了。“监生”可理解为“对人生的清醒冷察”，“理学”就是“性理之学”，亦即“人性、人理之学”，说到底则是“哲学的人学”或“人的存在论之学”。而且，作者还特意让鲁四老爷说出“谬种”二字，并且还画眼睛式地给他配以一个悖论性的矛盾句式：“可恶！然而……”“可恶！”“然而……。”他的“谬种”和“矛盾句式”所揭示的正是人的存在的悖谬性（或曰荒诞性），“谬种”正他是对人的本质的精辟概括，而他的“矛盾句式”则是他本人作为“谬种”的一种具体的“语言存在论”表现。
可见，鲁四老爷也是作者特意设计的具有人的大象征意义的人物，他追求“长寿”，又讲“性理”，内涵都紧扣着人的生存和存在。而他又是关联着“我”和祥林嫂的“钥匙性”的关键人物，他是“我”的长辈，他是“我”访亲的主要目标；没有他的首肯，祥林嫂也就和鲁家无缘，当然也就无缘与“我”共同遭遇终极意义的尴尬了。而在一定意义上，鲁四老爷也可视为是鲁镇人的最高代表，是“我”的“族长”，那么他也就是上一辈人的总体象征了。而在“我”和祥林嫂之下的下一代人呢？是那个被狼吃了的“阿毛”。在这“祖孙三代”的结构中，前两代都同人的存在论意义有关，而这最下一代为何却要被作者设为“丧身狼口”呢？这不能不算是鲁迅先生的匠心独运的大手笔了。要弄清这一点就需要从作品中所有人的“死”说起。
从前面的阐论我们已可以明了，祥林是大概死于砍柴中的“事故”的；贺老六是确定的死于伤寒疾病的；祥林嫂死得不同寻常些，可以看做是死于“意义之虚无”或意义之无解或悖谬的。而阿毛也确定的是死于狼口的。如果在现象上，可以说贺老六和阿毛的死是导致祥林嫂死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这小说中人物的死就无一例外地是缘于“天灾”了，为什么不是“人祸”？鲁迅大概认为“天灾”高于“人祸”，“人祸”犹可防治，“天灾”则无法幸免。这就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大见识、大智慧了。无疑，就人的生存论关系而言，社会性存在怎么说都是第二性的存在，只有大自然才是最高的第一性的存在，是人的存在论的最高存在。这也是传统中国之学为什么在根本上是一种“天人之学”的道理。而“天人之学”正是传统中国哲学本身，因此，当鲁迅先生这样来理解和重视“天灾”对于人的存在论意义时，他就由文学进入了“哲学”，进入了人的存在论或终极意义论的人的哲学。那么，让第三代人丧身狼口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尼采的超人哲学、强力意志，或野性的刚健文化拯救意识。就是说，这也是个象征，它象征着“阿毛死于狼而又生于狼”，他会脱胎转生为一个充满野性和强力的“狼崽”。一个摩罗后代、一个新的“狂人”、一个新的无畏的猛士和战士。他脱胎于荆莽野草之中，却会创建出一种新的文明：充满生命活力和强力的新人学文明。这是鲁迅“寄意寒星”的新的民族想象，也是他“以我血荐轩辕”的新的人学理想。阐解至此，我们也许更会明了瞿秋白的慧眼智语：鲁迅是喝狼奶长大的。
要之，阿毛的死是不能“死看”的，而要“活解”，正像凤凰的死是涅槃，刑天的死却成就了人的“大”，阿毛的死也一样，它是一个死而新生的诞生仪式，它是对思考和追求意义的新人类的呼唤和期待！鲁迅从《狂人日记》的“救救孩子”，到《阿Q正传》的“无后为大”，再到《祝福》的“丧身狼口”，这下一代的“未来之思”一直都是他深切的新人学关怀的一个重点，正是在此处，鲁迅文学的强烈的理想倾向和主体意识才表露得非常彰明而有力。“孩子意象”是鲁迅新人学文学的最后归宿，它把所有的意义都延伸到了明天和未来。
行笔至此，我们也许可以下这样的总结：就近世而言，《红楼梦》为“贵情尚真”的新人学奠基、开篇，亮起了新人学的耀眼旗帜，而沿此路径继续前行且又翻出新曲的则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祝福》，其中，《祝福》又代表着他的新人学文学的最高境界，与《红楼梦》最终的“归彼大荒”、走向自然既同调而又有异曲的是，《祝福》虽寄意于自然（狼），却又指向了未来的“新生”和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探问，抑或说，两者互相包含，“阿毛的死逼出了人的终极意义”，反过来，“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又隐含了阿毛的新生”——他生于“狼”，一种自然的野性文明的象征。
也许，这样说更为准确：《红楼梦》之情文化、真哲学，是对道德人学、政治人学的“翻牌”和转型，而《祝福》则赋予这一“翻牌”、转型以尼采意义的生命哲学和存在论哲学内涵。无疑，鲁迅文学是《红楼梦》的真正后继者，是《红楼梦》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
（2011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