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文理分科？教育部《指引》落地，新高考“物化捆绑”成定局！
教育这东西，总想画个完美的圆，结果兜兜转转，常发现自己又站在了某个熟悉的起点。
最近，河南一位在一线干了多年的高中副校长，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变化：学校里选“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肉眼可见地多了起来。
这位老教育工作者心里嘀咕，这新高考折腾了一圈，怎么感觉又像是要回到“文理分科”的老路上了？
这感觉，不是空穴来风。它点到了新高考改革里一个挺拧巴的地方。
想当年，2014年，新高考改革的大幕拉开，初心是啥？
是打破过去文理分科那种“一刀切”的僵化，给孩子们更多的选择权，让他们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组合出属于自己的“学科套餐”。
听起来特别美好，解放个性，因材施教。
最早吃螃蟹的上海、浙江搞“3+3”模式，考生除了语数外，可以在剩下6门（或7门）里任选3门。
选择组合多达二三十种，自由度拉满。但很快，问题来了：学生们发现，物理这块“硬骨头”，学起来费劲，赋分还不一定占便宜。
于是乎，“弃物理”现象出现，选物理的人数一度让人心惊。
这可不行，国家需要大量的理工科人才，物理是基础中的基础啊。
后来，第三批改革省份吸取教训，推出了“3+1+2”模式。
“+1”就是在物理和历史里二选一，确保了总有人选物理。
“+2”则是在剩下的政、地、化、生里再选两门。
物理选考人数是稳住了，但新的问题又冒头了——化学，这个同样重要的基础学科，又开始“遇冷”。
选化学的人少了，高校尤其是那些顶尖的理工农医专业，又开始着急了。
眼看这“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教育主管部门不能坐视不管了。
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
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简称《指引》），并明确从2024年开始全面实施。
这个《指引》的核心内容，就像一颗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了巨大的涟漪：它规定，超过九成（有统计说是95%以上）的理工农医类本科专业，都必须要求考生必选“物理+化学”这对组合。
“物化捆绑”，一锤定音。
这《指引》一落地，效果立竿见影。
看看各地的情况：
在河南这样实行“3+1+2”的省份，选科组合迅速向两大阵营集中。
要么是“物理+化学+生物”，这个被戏称为“纯理”的组合，要么就是“历史+政治+地理”，标准的“纯文”配置。
那些曾经看起来充满可能性的“物化政”、“物化地”、“史化生”等“混搭”组合，空间被大大压缩。
在浙江、山东这些“3+3”模式的省份，虽然理论上选择更多，但“物化捆绑”的政策导向下，选“物化”组合的学生比例也在显著上升。
山东甚至有统计显示，“物化生”成了绝对的主流。
为什么会这样？学生和家长们是最现实的。
当绝大多数好大学、好专业（尤其是那些指向未来热门行业，比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都对“物化”敞开大门，甚至只对“物化”敞开大门时，选择就变得不那么“自由”了。
一位高二学生的话很直白：“我虽然对地理挺感兴趣，但物理化学不选，将来报志愿就太受限了。好大学的好专业，基本都要物化，我总不能为了兴趣，把前途给‘窄化’了吧？”
另一边，选择“历史+政治+地理”的学生，则更多是明确了自己不擅长理科，或者志向就在文史哲、法学、教育学等领域。
对他们来说，这个组合是发挥自身优势、规避劣势的最优解。
这种局面，算不算是实质上的“文理分科”回归了呢？
不少教育专家认为，这确实是一种政策引导下的“路径收窄”。
新高考的理想是“不分文理”，但现实是，大学专业有其内在的知识结构要求，国家发展有其特定的人才需求导向。
当这两者通过招生政策这个“指挥棒”强力传导到基础教育阶段时，学生的“自由选择”必然会受到影响。
这就有点像古代的科举制度，朝廷定下考诗赋还是考经义，天下的读书人自然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政策的偏好，会直接塑造个体的行为选择。
今天的“物化捆绑”，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基于国家战略和高等教育需求的“顶层设计”，它在尝试平衡学生的个人兴趣、高校的专业需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
但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复制。
至少在形式上，学生仍然有选择其他科目的空间，比如“物化+政治”、“物化+地理”等组合依然存在。
只是，当“物化生”和“政史地”成为覆盖专业面最广、学习路径最清晰、学校资源最容易匹配的两大主流后，其他组合自然就成了“少数派”。
更深一层看，这种集中趋势也反映了现实的制约。
不同学校之间，差异巨大。
那些省市重点、理科强校，“物化”组合的比例可能非常高，学生目标明确，就是要冲击名校的热门理工科专业。
而在一些普通高中，或者县域中学，选科可能相对均衡一些，甚至因为学生理科基础普遍偏弱，选历史的人数反而超过物理。
学生的策略也不同。
成绩拔尖的，倾向于选“物化生”，搏一把顶尖高校。对理科确实“不感冒”的，安心选“政史地”。
还有一部分处于中间地带的学生，可能会考虑利用等级赋分机制，选择一些选考人数相对较少、竞争不那么白热化的科目，以求“性价比”。
更要命的是资源限制。
要实现真正的选科自由，“走班教学”是标配，但这需要足够的教室、专业的师资、配套的设备。
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和一些改革启动较晚的省份，这些资源往往是短缺的。
很多学校为了便于管理、节约成本，会有意无意地引导学生选择主流组合，减少走班的科目和范围。
所谓的“自由选择”，在现实操作层面，常常会打折扣。
这场变革，对老师们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最直接的是教师队伍的结构性失衡。
随着选科格局的变化，历史、生物老师可能相对“过剩”，而政治、地理老师则变得紧缺。
尤其是一些选考人数急剧减少的科目，比如曾经一度热门的历史，现在在一些地方有被边缘化的风险。
这些老师面临的处境颇为尴尬：课时被压缩，可能需要转岗去教别的科目，甚至去做行政工作，评职称也可能因为缺少一线教学成绩而受阻。
学校通常只能内部调剂，或者让老师们承担更多非教学任务。
“县管校聘”被认为是解决师资结构性问题的药方，但真正落地，涉及到编制、人事等复杂问题，困难重重。
调整到位，往往需要等待老教师自然退休腾出编制。
这场兜兜转转的改革，究竟走向何方？
有专家指出，新高考改革方向是对的，它触及了教育深层次的问题，影响深远，但过程中的波动和调整，也确实给学生、家长、学校和老师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指引》的出台，可以看作是在实践中对过于理想化目标的一种修正，试图在尊重学生兴趣、满足高校选才和契合国家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当前的“类文理分科”现象，或许正反映了“文理不分科”这一理想，在现实土壤中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未来的路，大概率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框架内进行“打补丁”式的微调。
加强高中生的生涯规划教育，帮助他们更早、更理性地认识自我与专业世界，显得尤为迫切，但这方面目前发展还很不均衡。
如何更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取得平衡，依然是摆在面前的难题。
“3+1+2”模式，作为一种折中的方案，似乎在实践中显示出了一定的韧性，未来各省的模式或许会进一步趋同。
说到底，教育改革，从来不是真空里的实验。
它必须立足于脚下的土地，回应时代的呼唤。
《指引》之后，“物化捆绑”已成定局。
这究竟是回到了原点？
还是一种更贴合现实的“螺旋式上升”？
答案，或许正由这一代在题海中奋笔疾书的孩子们，用他们的选择和未来去书写。
而我们，都是这场宏大叙事的亲历者和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