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个长征的脉络
80年不长，在人类历史上连一瞬都不算，但80年又不断，它是整整的一个人生。80年，会让人忘记许多事，但也能够沉淀下许多更深的记忆。记忆深处的事，往往更能唤起人们往昔的情怀。
写长征的书很多，但年轻人不愿意去看。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享受了太久安逸的生活，他们无法想像上世纪初中华大地的水深火热，他们无法理解年轻的红军战士为什么舍得放弃自己的生命……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
红军有机会赢得“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如果按照前四次反围剿的方针，红军是有可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从国民党一方看，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也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诸如，财政状况紧张，内战不得人心，国内抗战反战情绪高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及其他各部军阀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援助国民党蒋介石的各西方列强由于在华利益不同，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冲突也在不断加剧。从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看，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广大军民积累了丰富经验，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苏区面积迅速扩大到6万平方公里（最大时8.4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余万（最多时450万），下辖4个省30余县。苏区经济全面振兴，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财政收入急速增长，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总兵力近10万人。
如果继续采取毛泽东为红军提出和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决策。
“左”倾冒险主义直接导致中央苏区沦陷。1933年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使“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贯彻。在政治上，他们看不到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以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不懂得应该顺时改变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打击主要敌人，反而认为反蒋的国民党第19路军等“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否认敌强我弱的客观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坚持城市中心论，主张坚持“进攻路线”。在军事上，他们抛弃了毛泽东一贯主张且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如集中兵力、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等等，采取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主张分兵把守、打阵地战、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在查田运动中，否定毛泽东“正确对待中农和富农……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的主张，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打乱了阶级阵线，挫伤了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建设积极性。在组织上，他们实行严酷的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对坚持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控制了各级党政军大权。为了排除阻力，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他们首先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在江西开展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并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1933年10月，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他只有在欧洲进行正规战的经验和在苏联得到的训练，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要求红军“以堡垒对堡垒”、用“短促突击”打退敌人的强攻。死守硬拼地打消耗战，毛泽东说：这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一场广昌保卫战，就有5500名红军战士倒下了。
李德后来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持续1年之久，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中央红军从10万余人锐减到8万余人。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红一方面军与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极大打击。但由于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等人坚持实行以王明为打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由此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路上都做了什么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集结完毕，17日，按照中革军委计划，分别从雩都、花桥、潭头圩、赖公庙、大坪心、峡山圩等10个渡口南渡雩都河。在茫茫的夜色排掩护下，千军万马离开了生活、战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告别了送别的亲人，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几天后，国民党东路军李默庵部占领赤都瑞金，中央苏区全部沦陷敌手。雩都也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血洗，大批曾帮助红军的于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
长征之初的探路与调敌
自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苏区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相继失守后，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破灭。中共中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博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在讨论中发言，建议红军主力应尽快向外突围转移，转移的方向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只是决定派红7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6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开辟新的苏区。对于这两支部队的行动，周恩来于194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这句话是对它们的客观评价，红7军团主要是调敌，红6军团主要是探路。
从后来的事实我们可以发现，探路与调敌的作用都没有起到。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十军团。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击国民党“红军捣乱抗日后方”的诬陷，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缓解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压力，1934年6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7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创造和建立新的根据地。抗日先遣队内部仍保持军团建制，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并由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和寻淮洲、乐少华3人组成红7军团军委会，全军约6000人。
红七军团过闽江后，中央苏区的报刊进行了大量宣传，但对红6军团的行动报道甚少，这样做既是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也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红6军团的西征和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
7月7日，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四进四出浙江，在庆元竹口、斋郎，常山县城、白马，分水等地痛击国民党军，逼进杭州，造成了很大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4年11月，北上抗日行遣队艰苦转战到3200余里，进入赣东根据地，与红10军会师。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电示，这两支部队整编为红10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参谋长粟裕，下辖3个师。
1935年1月，红10军团辗转至闽浙赣苏区边缘时，周围军情已非常危急。粟裕要求连夜突破封锁线，但刘畴西认为部队过于疲劳，当晚最好休息一下。方志敏后来让粟裕带领先头部队先走，他留下来等刘畴西一起行动。粟裕带领少数部队，当晚坚决地冲过了封锁线。大部队由于耽搁，在怀玉山被敌军14个团重兵包围，苦战连天，最终兵败。方志敏、刘畴西等相继被俘。
红十军团全军覆灭。“不编不散，一编就散”，朱总司令曾经这样痛心地评价红10军团的的失败。红10军团这支8000多人马的队伍，从1934年11月编成到1935年1月覆灭只存在了短短两个月。
红10军团牺牲的著名战将：
寻淮洲
不久前，开车途经皖南一座收费站。心中一惊啊，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遇到这样一个熟悉的地名。“谭家桥”，寻淮洲生命的终点。在红军抗日先遣队纪念馆，我向着先烈们深深地鞠躬！
寻淮洲(1912-1934)，1927年初加入共青团，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两次入闽作战，历任代理排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长（林彪25岁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寻淮洲21岁红七军团军团长）。他英勇善战，威震敌阵，战功卓著，是红军将领中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在“谭家桥”战役身负重伤，牺牲于转移途中。
据说，当时国民党将领王耀武夜半开其坟墓时，眼前寻淮洲的尸身赤身裸体，衣服全被剥光。多年后，已成战俘的王耀武回忆起那一幕，仍难掩他获知真相后内心的颤抖。原来，寻淮洲部早在一个月前就弹尽粮绝。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一直是在漫天大雪的严冬中，被一支穿着破旧单衣和草鞋的队伍屡屡挫败。在这种情况下，寻淮洲命令先部队中所有战死者的衣服，都要剥下来留给活着的战友，连他自己也不能例外。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刘畴西
刘畴西(1897-1935)， 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军校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第三连党代表，在第一次东征中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立军之战“锦湖战役”。因战负伤，失去左臂，1929年初赴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8月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任红一军团第三军第八师师长，在多次反“围剿”作战中屡立战功，被誉为"独臂将军"。1933年2月任福建军区总指挥，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1934年8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军功章，11月任红十军团军团长，之后，在谭家桥战斗中，遭王耀武重创，转移至怀玉山。1935年1月，在怀玉山区被国民党重兵包围被俘。8月6日在南昌与方志敏烈士一同英勇就义。
方志敏
方志敏（1899-1935），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他历任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红十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主席团委员，党中央委员。1934年，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合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总司令。1935年1月27日，他不幸被俘人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名著。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红军长征究竟走了多少路。毫无疑问，红军长征是以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作为历史元点的。但是整个红军长征可归结为四路大军，有长征学者将之归结为“3+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2、6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25军的长征。红军长征的时间, 以1934 年10 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长征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25 军于1935 年11 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 年10 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
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 纵横14 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 按现在地域说为15 个省市)，进行了600 多次重要战役战斗, 渡过了近百条江河， 越过了约40 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 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极其罕见。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吴起镇，同红15军会师，途经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11个省，行程25000里；
——红25军奉命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途经湖北、河南、陕西、甘肃4省，行程10000余里；
——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战役胜利后，按照张国焘命令，于1935年5月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于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途经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陕西等8省，行程10000余里；
红四方面军被错杀的杰出将领：
曾中生
曾中生(1900-1935)，1923年毅然离开军阀部队，接触革命理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历任军委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5年8月，由于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年仅35岁。时年35岁。1945年，党中央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
1988年被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3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红2、红6军团在反围剿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7月5日，奉中革军委命令，红2、红6军团与红3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随即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红二方面军是长征中唯一没有损失的部队），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途经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青海、陕西等8省，行程20000余里。
将上述四支红军的长征路，历经14个省的里程加起来，实际总长为65000里。
长征路上的经典战例（以时间为序）:
历时两年的红军“3+1”长征，究竟有多少次战斗，翻阅各类书箱都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数据，有笼统的计算，说经历600余场战斗。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准确性，有数据说中央红军经历的大小战斗380场，那么其他几支红军也就200多场战斗。理论上说，1934年出发的红7、红6军西进北上也应当作为长征红军的一部分，他们所经历的战斗也理当归入；红四方面军在强渡嘉陵江之前策应中央红军的战斗也应列入红军的战斗数量，应该说红四方面军所经历的战斗无论数量上、惨烈程度上都不比中央红军弱。所以，这里我只能列出红军长征路上的一些经典战例。
甘溪困牛山战斗
时间：1934年10月
地点：铜仁市石阡县甘溪乡
1934年10月，红6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在石阡地区陷入了桂、湘、黔敌24个团的包围之中，惨烈的石阡甘溪遭遇战打响了。15日，红六军团主力决定南撤，前卫红18师师长龙云奉命率领52团改作后卫掩护。完成任务后，52团正准备追赶主力时，被敌人包围，对困牛山形成代表团收拢之势。随之展开了激战。52团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400多名官兵仍被围困在困牛山上。红18师师长龙云带着200多名红军战士沿着困牛山陡峭的山崖，手抓藤条和灌木，一个一个往下滑，顺利突围。其余170多名红军战士，因误食桐油犯了痢疾病，全身疲软无力，只能在困牛山上牵制敌人。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红军战士宁死也不愿误伤老百姓，被逼到悬崖边上，最后，他们砸掉所有的枪支，毅然集体跳下山崖。红军跳下山崖后，有的被树木挡住，有的被藤条缠住，除很少一部分被摔伤，大多数英勇牺牲。
独树镇战斗
时间：1934年11月26日
地点：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地区
独树镇战斗是关系红25军生死存亡的一场恶战。
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在战略转移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红25军在地形平坦和气候恶劣的条件下，遭敌“追剿纵队”的前堵后追，在敌强我弱、敌锐我疲、地形与天气都不利的情况下，指战员们舍生忘死，英勇战斗，终于突出重围，转危为安。
湘江战役
时间：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
地区：广西全州县
中央红军在全州（今广西全州县）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浴血奋战。湘江战役，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一次大战役，也是红军长征经历的第一场恶战。蒋介石投入嫡系部队和湘、粤、桂三省地方军阀部队近30万人的兵力，妄图全歼我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左”倾 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又给红军造成了全盘被动，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红军还是突破了湘江。然而，这是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的一场血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
牺牲在湘江战役中的著名将领
陈树湘（1905 -1934）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影响下，投身革命。1926年7月，与长沙农协骨干随北伐军参加了攻打长沙的战斗，组建了一支农民自卫武装。1927年9月，随部在江西修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并随部队上井冈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树湘率领红34师担负全军后卫，掩护全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同敌人追兵频繁作战。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他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后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他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身负重伤。最后，部队弹尽援绝，陈树湘伤重被俘。1934年12月9日，在押送途中，慷慨就义，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年仅29岁。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四渡赤水
时间：1935年1月19-至5月9日
地区：贵州省和四川、云南省交界地区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个决定性战役。毛泽东以自己特有的伟大战略眼光，灵活指挥3万余人的红军，与10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周旋，东西驰骋千里，南北往返数次，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屡用奇兵，调动敌人，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在四渡赤水作战中，红军进行了大小40余次战斗，共歼敌1.8万余人。中央红军从此一反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牺牲在四渡赤水中的著名将领
邓萍(1908-1935)，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级军事将领。1928年7月，与彭德怀共同组织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参谋长、中共红5军军委书记。1935年2月27日在一渡赤水遵义战役前线指挥作战时英勇牺牲，年仅27岁。
长期与邓萍一起战斗过的彭德怀曾深情地追忆道：“从平江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江西苏区转战到长征途中，直到他牺牲前，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互相配合得很好。邓萍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作战指挥沉着果断、英勇顽强，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优秀军事干部。”参加遵义战役、时任团政委的张爱萍当即写一首挽诗：“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求经典。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烟。‘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强渡嘉陵江
时间：1935年3月至4月
地点：四川嘉陵江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完成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决定在苍溪强渡嘉陵江，28日渡江战役开始，红军指挥部设在塔子山下的潭家大院。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完全冲破了“川陕会剿”计划，红军一举突破嘉陵江防线，在嘉陵江和涪江之间歼灭大量敌人，占领许多城镇和要地，并大有北出甘南、南攻成都之势，迫使敌调兵遣将、四面设防，从而有效的牵制了四川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转战川黔边和云南，继而巧渡金沙江挺进四川。强渡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就开始了长征。1935年4月30日，红四方面军全部撤离了广元苏区。
夺取剑门关
时间：1935年3月29日
地点：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
剑门关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古有“一关失，半川没”、“打下剑门关，尤如得四川”之说。红四方面军要西进北上，拓展川陕苏区，会合中央红军，必须攻占剑门关。一九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西进北上强渡嘉陵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精心布置了从剑门关以南北向、兵分三路攻关，抢占火烧寺，奇袭汉阳铺，直插剑门关。川军守敌凭借精良武器装备和险要地势，在多个据点与我红四方面军主力展开了拼死血战，经过反复厮杀，我军终以全歼川军守敌两个团七百余人的辉煌战绩，从而取得了红四方面军渡江北上的一次重要胜利。
强渡大渡河
时间：1935年5月24日-25日
地点：西康省冕县（今属四川省石棉县）
1935年5月21日，中央红军从冕宁泸沽地区分左右两路北进。5月24日，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夜袭安顺场（在四川石棉县境内），消灭守敌两个连，夺得渡船1只。5月25日 ，红一团一营二连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乘木船战胜激流骇浪，冲过敌人的重重火网，强行渡过了大渡河。红军从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杀出一条生路。尽管红军大部队没有全部从这里渡河，但这一英雄壮举震撼了敌人，也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北上夹击泸定桥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对红军夺取整个大渡河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飞夺泸定桥
时间：1935年5月25日
地点：四川大渡河
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1935年5月29日, 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红4团1营2连22名英雄，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红军后续部队跟进，迅速击溃守敌一个团，占领泸定桥。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这样，蒋介石企图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
包座战役
时间：1935年8月20日
地点：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包座乡
1935年8月29日红30军和红4军发动包座战役，歼敌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打开了北上的通道，使红军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计划。
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红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补充。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
腊子口战役
时间：1935年9月17日
地点：甘肃迭部县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素有天险之称。腊子口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惟一通道。敌人在这里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防守，严密封锁红军北上的道路。1935年9月1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攻占腊子口天险，突破敌人封锁线，粉碎了敌人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计划。
百丈关战役
时间：1935年9月至1936年2月
地点：四川名山县百丈关镇
百丈关战役是1935年发生在四川名山县百丈关镇的一场战役，是南下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川军之间的一场重要战役
这次战役历时18个昼夜，仗愈打愈大，是南下以来最剧烈的一次战役。百丈战役后，全军于当月撤至天全、芦山、宝兴三县休整并准备过冬，1936年2月，红军又被迫后撤，于4月转移至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南下红军由8万人减至4万余人，南下行动遭到失败。
对于百丈关战役的失败，过去一直把原因全部归罪于张国焘，因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南下是绝路”的“正确论断”，所以说“百丈决战，不仅是四方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
绥崇丹懋战役
时间: 1935年10月8日至20日
地点: 四川省西部绥靖、崇化(今安宁)、丹巴、懋功(今小金〕地区
1935年8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长征通过草地到达四川省北部阿坝、巴西地区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公开对抗中共中央，拒绝执行红军北上方针，强令红军南下。红四方面军各军和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先后从阿坝和巴西、包座地区南下，于9月下旬集结于马塘、松冈、党坝一带。国民党四川军阀部队得悉红军南下，立即沿大、小金川布防。其第24军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之绥靖、崇化(今安宁)、丹巴一线;第20军4个旅另1个团，位于小金川沿岸之懋功(今小金)、抚边、达维一线;第28军1个团驻守抚边以东之日隆关等地，企图凭借高山峡谷，阻止红军南下。
此次战役是在地形十分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大小金川地区到处是深山绝壁和峡谷急流，易守难攻。红军在两过草地之后，减员很大，未得到休整。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能够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主要是各部队能够做到克服各种困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迅速果敢的行动，运用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的战术，出敌不意地通过峡谷，夺占要隘，抢占桥梁，强渡急流。有的部队还创造了七天五战，疾进500余里的突出事例。在红军疾风暴雨般的攻势面前，敌人常常弃阵而逃，不敢据险顽抗。广大指战员在这些战斗中，进一步表现出了革命军队不怕困难，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
时间：1935年10月
地点：四川省和西康省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1935年10月24日至11月25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部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等地区对国民党军的进攻战役。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此次作战，是红军自9月中旬从草地南返后两个月来的第二次大的作战行动，广大指战员经历了种种艰苦，克服了重重困难，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但是，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尽管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依然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百丈一战伤亡近万人。这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从进攻转入防御的一个转折点。
直罗镇战役
时间：1935年11月
地点：陕西富县
直罗镇战役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献上了一份奠基礼。1935年11月上旬，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以1个师防守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主力3个师沿葫芦河向直罗镇、富县攻击前进。其先头第109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时，军部率另2个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首歼突出冒进的第109师于直罗镇地区。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毛泽东、彭德怀决定在直罗镇（在今陕西富县境内）发起歼灭战。11月21日-24日，红军围歼东北军第109师，共计俘虏敌人5300多人，打死敌师长牛元峰以下1000多人。这次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以后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党中央奠基西北打开了新局面。
乌蒙山回旋战
时间：1936年2月至3月
地点：云贵高原乌蒙山区
1936年2月至3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第2、第6军团在云贵高原乌蒙山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著名机动作战。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巧妙突围的著名战役，是红2、6军团在贺龙的指挥下，在云贵高原上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高谷深，缺粮缺水，瘴疫很多的乌蒙山地区进行的，而且又处在多路敌军不停顿地围追堵截之下，使红军经受了极端严重的考验，也写下了团贺龙军事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无论在战略意图和战役指挥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3个方面军会师之后，毛泽东在保安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会晤时，曾十分高兴地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l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在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山城堡大捷
时间：1936年11月
地点：甘肃省环县
1936年 11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甘肃省环县山城堡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役。此役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大仗，也是红军长征和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它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的彻底失败，在红军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该战役红军以诱敌深入的战术歼灭中央军1个旅又1个团，终止了中央军对陕甘宁苏区的攻势。
参加过山城堡战役的将领：开国十大元帅中有4位、开国10位大将中有4位、开国57位上将中有30位、开国177中将中有30位、开国1360位少将中有200余位。
长征路上有多少重要会议。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党和红军处境之险，转变之巨，牺牲之大，决策之难，都是空前的。而决策需要商议，商议就需要开会。
长征中的各种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领导，做出重大决策的需要，也是统一思想行动、纠正错误偏差、凝聚意志力量的需要。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中共中央 中革军委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
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有近百次之多。长征中之所以召开了那么多重要会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体现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领导作用。通过党的会议做出重大决策，是党实现集体领导的一种重要形式。湘江战役后，为克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擅权妄为，猴场会议就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义会议后，党逐渐恢复了被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中央还就这一问题给中央分局和红2、红6军团发电，要求他们建立军事集体领导，重要的军事问题都要经过军委分会讨论。中央红军各部队也逐步在团以上单位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通过集思广益、民主集中、会议决定，克服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不正常现象，实现集体领导决策的常态化，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和时效性。
二是制定战略决策，指导长征走向胜利。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在党内，先是教条主义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又有张国焘拥兵自重、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华北事变”前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面对，都需要回答。危难之中，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战略决策和部署。
三是凝聚意志力量，实现党的战略目标。长征中，形势错综复杂，任务艰巨繁重，环境严酷恶劣。党和红军召开的各种会议，对于实现全党意志和全军行动的高度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召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上，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2月16日，中央军委纵队各分队在白砂驻地，传达张闻天的报告精神。毛泽东于2月18日和20日，先后出席红1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和红3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相继参加红5军团、红9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这些举措，有力地统一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消除了长征以来广大指战员当中存在的疑虑和不满，从而使全军上下思想统一、人心振奋。
长征路上的重要会议：
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史称通道转兵。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再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
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川黔边展开战略反攻，建立新的苏区的决定。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
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召开会议，决定反攻遵义，并且博古向张闻天正式交出中央领导权。
扎西会议
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总结了土城战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编了红军并确定了回师遵义的战略方针。
白沙会议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古蔺白沙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二渡赤水。
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是否进行打鼓新场战役，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决策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并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
泸定会议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泸定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并且由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
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松潘战役。
黑水芦花会议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县（亦称芦花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集中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
沙窝会议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地区的血洛寨（藏语叫作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了几位四方面军将领进政治局，同时决定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毛儿盖会议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左右两路军迅速执行北上东进的发展计划。
牙弄会议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牙弄周恩来住处召开了非正式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议主要是鉴于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北上，决定联名致电张国焘，催促张国焘及左路军尽快北上。
巴西会议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
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迭部县高吉村（亦称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
长征留给我们了什么
前面说了红军跋涉的路程、经历的战斗，以及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数字是枯燥的，透过数字，我们应该可以归结出红军在长征路上究竟经历了怎么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怎样的突破和成就。我个人以为，长征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做了三个方面的大事。一是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实现了战略大转移，最终在陕北落稳了脚跟；二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三是战胜了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伤病，锻炼了革命队伍，将“忠贞”和“信念”牢牢植入长征精神中。
红旗漫漫，铁流滚滚。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雪山极寒挡不住理想的追求，泸定铁锁拦不住无畏的先锋，万里泥泞缠不住草编的红军鞋。
红军从各地出发时的20万人到陕北的不足6万（其中，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到陕北的不足7000人），但历时两年的长征，不仅仅是战斗和牺牲，它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它与其他不同阶段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一起构筑成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廊。
长征精神，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信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必将胜利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生命，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大无畏英雄气慨；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创新精神；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奋斗的高尚品格；是紧密依靠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种信念、气慨、精神和作风，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保证红军长征胜利张大的精神力量。
长征精神，是高于天的理想和信念，是红军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