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二元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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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近代哲学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过去对太极哲学内涵的阐释更多着眼于对其一分为二的二元论思想的认知，虽也讲二元对立下的统一，但更多的是强调二元的对立与矛盾，即矛盾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与斗争。这种强调以矛盾对立为目的的哲学思想催生了社会学领域的“斗争论”思想。“斗争论”认为，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依靠斗争而获得。典型例子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说的“一切生命都在进行一场永恒的斗争”，希特勒以“斗争论”为指导思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文革”也“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十年文化浩劫……。(功过很难定论，比如，斗争哲学指导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胜利，关键是斗争中代表的什么人利益的问题)

从宇宙本体及生命本体考察太极哲学的“宇宙一统的本体论”，不难发现它强调的是人与万物以及万物自身既矛盾又联系，既对立又包容的关系。与近代对立统一哲学相比，太极哲学虽也承认对立与矛盾，但并不象近代哲学那样把对立矛盾当作目的，而是把对立矛盾作为实现万物发展新的平衡的一种手段，人与万物就在矛盾对立中不断演化、共生，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与不断妥协、涵容，在平衡中达成新的和谐才是万物发展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一”，是宇宙万物的生命的体系(本一)。

当人类文明进程步入到不断创新的二十一世纪时，社会生活形态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纷纭复杂的格局，促使人们重新阐释古老的太极哲学。在阐释中，发现太极哲学所蕴含的“宇宙一统的本体论”的宇宙观，以及“太极圆融”理念能拯救近代哲学二元对立思维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太极圆融”理念虽承认矛盾与对立是事物发展的普遍现象，但认为事物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事物的矛盾对立，而是事物之间的生克与制约、包容与妥协、共存与共容，共容与共存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目的。简言之，圆润的太极生态启迪我们，在一个矛盾对立体中追求平衡，在众多矛盾平衡体中追求相互的包容、化合，在矛盾对立中最终走向多元的和谐统一，这才是事物发展的终极目的与永恒动力。在此意义上说，“太极圆融”理论较之近代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更为科学合理，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

梳理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不难看出“太极圆融”理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并成就了中华文化儒道互补以及儒道佛三足鼎立、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从远古的伏羲三爻立卦，到中古的三易(连山、乾坤、归藏)及其《周易》变易、简易、不易的形成，再就是百家争鸣中儒道胜出，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其后儒道又与外来的佛教文化形成三教既鼎立又合一的局面。促成中华文化这种发展态势的根本原因是中华先辈对太极文化的"三才″互联、循环不息精神的深刻领悟与贯彻。正如哲人所言，一个中国人最理想的人生状态莫过于头戴儒家帽，身披道家袍，脚穿佛家鞋。因为儒家教人知书达礼，积极向上，追求事业高峰，重视人的现世价值与意义；道家则教人无为而治，返璞归真，以心灵的超越解决人的现实困惑；佛家解决的是人的痛苦以及灵魂的轮回。由于儒道佛三教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满足了人的生命需求，故而能彼此共存共容、平衡和谐。这不但成为中国人的理想追求，也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从以上的简单梳理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太极文化其实就是中国的源文化，其哲理精髓滋养了中华文化的各种子文化。换言之，各种子文化都与太极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系。

通过以上对太极文化所作的哲理层面与历史层面的简要梳理与阐释，我们完全可以说，太极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本宗，也是中华文化智慧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