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事迹

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事迹（精选篇1）

姚桐斌开始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的创建工作时，从科技人员的选调与分配、研究所发展方向与发展规划的确定、研究室与试验室的设置、设施设备的建设与购置，到科研工作方法的传授与科研作风的培养，他都亲自审查、过问，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心血。例如：在材料与工艺研究所的业务方向的确定中，他主持或参加了一系列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会。在会上他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建立一个集中性的、综合性的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研究所，主要的任务是把导弹与航天型号所需要的新材料、新工艺理清楚，大部分要提请国内有关的科研生产部门进行研制生产，而自己只搞极少部分特殊的、重要的新材料、新工艺研究工作。这个所要对有关部门和单位研制出来的新材料、新工艺进行应用性研究，使之适应导弹与航天型号的要求，成功地应用于型号。而用这些新材料、新工艺制造零部件和设备的工作，则由有关的设计生产部门来完成。

姚桐斌大力协同的典范，他亲自带领有关的科技人员走遍了全国有关材料与工艺的研究所和院校，进行技术交底和交流，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及其测试、检测方法研究的协作网做了大量的积极促进工作。同时，也由于导弹与航天的需求牵引，带动了国内有关科研生产单位和高等院校关于材料与工艺技术研究工作的开展。

姚桐斌深知材料工艺研究离不开试验室与检测、测试与分析的设备，他亲自制订了研究所的发展蓝图，并主持建成了具有初步规模的金属材料与工艺研究、非金属材料与工艺研究、材料性能测试、无损检测、失效分析的设施设备。这个材料工艺研究所已具有综合性强、模拟试验能力强、实用性强的特点和风格，是一个研究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具有相当实力的研究所。

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事迹（精选篇2）

回忆起自己的求学经历，姚桐斌总结到：“由于我在求学阶段中没能依靠家庭，处处都靠自己挣扎奋斗，而且几乎每次都达到目的，这就养成了我独立的性格，养成了我坚强的自信心和克服一切困难的能力。”1957年，姚桐斌回到了祖国，并下决心“对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更有效的努力，作出更多的贡献。”

回国后，姚桐斌投入到国防科技工作当中，担任重要科技试验重任。1958年1月，他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那个时候研究条件落后，材料研究组一共12名工作人员，共用一台显微镜。当有人问这位归国专家为什么要到这么一个小单位来工作时，姚桐斌回答道：“我回国不是为了地位和金钱。而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建设，因此，我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具体事情。我愿意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

1958年5月，我国展开了仿制苏联P-2导弹的研究工作。但当时火箭所用的材料在我国从未生产过，一切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姚桐斌率几十名科研人员跑遍各钢铁厂，不断地试验，终于解决了低合金钢板试制中的难题。1960年11月，我国首发仿制导弹发射成功。

解决了导弹仿制中的材料问题后，姚桐斌又踏上了火箭材料研制的新征途。

上世纪60年代，我国火箭事业进入了自主研制的新阶段，火箭研制工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上了日程。有一种高温钎焊合金技术，是苏联不肯透露的机密。中苏友好时期，苏联专家同意把研制火箭的关键材料钎焊合金卖给我们。1960年8月，苏联专家被撤走，火箭研制陷入了困局。

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事迹（精选篇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根据国防建设需要，决定实施“两弹一星”工程，并于1956年10月8日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8年1月26日，回国后的姚桐斌，拒绝了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抛出的橄榄枝，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到第五研究院工作，心甘情愿在航天系统担起了设计部门的配角。

姚桐斌任七〇三所所长时，经常对所里的同志强调：要“为设计服务”，要“甘当配角”，“我回来不是为了名誉和地位，而是为了将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建设。我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并时常用《苏三起解》中梅兰芳和萧长华互相成就博得满堂彩的故事勉励身边的人。姚桐斌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材料在国防尖端武器，特别是导弹、原子弹研制中具有“先行”地位，以当时的工业水平，导弹材料的研制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姚桐斌跑遍了国内材料研究单位和生产企业，一项项落实材料生产，跑遍了图书馆和书店，一页页收集文献资料。他分秒必争、孜孜不倦，为我国航天材料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姚桐斌远见卓识地提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航天材料研制新思路，指出我国的工业基础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而应该由既靠近设计部门，又靠近材料研究和生产部门的火箭材料研究单位发挥桥梁作用，开展材料应用研究。基于这一创新思路，我国召开了全国高温测试会议以及影响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两次历史性会议——防热材料全国大协作攻关会议(“三二一会议”)、国家金属材料规划会议(“八一七会议”)。这些会议的召开，开启了全国协同研制航天新型材料的新局面，促进了我国冶金、化工、建材等工业技术和材料科学的发展，锻造了我国在航天材料及工艺上的自力更生能力。

姚桐斌曾经立下铮铮誓言，“只要能把我国的航天事业搞上去，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同志们，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正是在这样的赤诚报国之心驱使下，1960年到1964年间，姚桐斌带领七〇三所一共开展了500多项课题研究，彻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由他主持提出的预先研究课题，大部分都应用在了火箭发射、卫星上天事业上，成就了中国航天的传奇。

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事迹（精选篇4）

1945年8月，姚桐斌以全班总评成绩第一名毕业后，在重庆北碚经济部矿业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从事白云石砖的制造及钴的提炼等研究工作。此时，姚桐斌仍然努力学习，为出国留学做准备，他希望能够以科学技术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

1946年，姚桐斌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公费留学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仅有的三个冶金专业名额。姚桐斌的志愿，填写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出国之前，姚桐斌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父亲见儿子学有所成，喜笑颜开，父子间的矛盾消散殆尽。

在伯明翰大学期间，他师从国际铸造学会副主席、伯明翰大学终身教授弗·康德西博士，但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公费”成为泡影。姚桐斌把两年的学费匀作四年使用，租住一家犹太人的顶层房间，省吃俭用，早餐经常是几片面包和茶水。

1951年12月14日，姚桐斌以《对液态金属及合金的粘性与流动性的研究》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工业冶金学博士学位。康德西教授回忆说：“姚桐斌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虽然生活艰难，但姚桐斌却欢乐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一个博士学位不够，他又于1952年1月到英国伦敦帝国科技学院担任实习指导员，并继续深造。1953年获伦敦帝国科技学院的D.I.C(Diplomaof the Imperial College)学位。

提起两个学位，姚桐斌很坦然地承认，“这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来到英国后，更是感到自己的祖国贫穷落后，我想多学一些科技知识奉献给祖国。”

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事迹（精选篇5）

1957年底回国后，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都希望桐斌能去他们那儿工作。但后来，聂荣臻元帅通过国务院专家局，指名要姚桐斌到成立不久的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五院)工作，负责筹建一个研究所。

第五研究院的材料研究组那时只有12名大学毕业生。每人一张三屉桌，除了一台ROW立式金相显微镜外，没有其他仪器设备。当时有人问这位归国专家为什么要到这么一个小单位来工作，为什么不去大学当教授或去做更重要的工作时，他回答道：“我回国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建设。因此，我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具体事情。愿意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

七〇三所的任务是研制火箭材料和工艺。一枚火箭有很多分系统，每个分系统又有数以万计的元器件、零部件，因此火箭材料成百种，上千项，包括金属、非金属、有机材料、无机材料，等等。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材料工业水准不高，连一些低合金钢都生产不出来，更谈不上航天材料了。因此，火箭材料的研制均是从零开始。

在研制出这些材料及其相应的工艺后，还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接近火箭使用条件的试验，如高温、超低温、振动、密封、烧蚀、腐蚀、老化等，其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

七〇三所后来调来一批大学毕业生和一些留学苏联的博士生，但是他们实际工作经验不多，为了帮助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成长，姚桐斌付出了巨大精力。他亲自讲课、指导，还从外单位请专家来传授知识。冶金界的元老李熏博士和两院院士师昌绪先生就到七〇三所讲过课。

姚桐斌要求技术人员做完实验，必须写详细规范的科学技术报告，他亲自审阅七〇三所的每一份报告，并作批改。一位高工满怀深情地回忆：“姚所长对我们的报告看得可仔细啦!技术方面不必说，哪怕错了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也都改正过来。我至今还珍藏着姚所长在我一份报告上的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