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家公司但凡还能发得起工资，就不免每年举办一场年会，宣扬一下成绩，畅想一下未来，公司的成立日期自然不会忘记，哪怕创始人糊涂，也至少有工商局的记录可查。但是对于一个不能公开注册的秘密组织，万一创始人真的没记住日子，那就不好查了。
我要说的“神秘”组织不是某个帮会，而是中国共产党。众所周知，党的生日是7月1日，但是，中学历史课本上也写得很清楚，中共一大是7月23日召开的，先是在上海，然后转移到了嘉兴南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革命领袖故意选择“七一”这个好记的日子？
其实吧，这是因为当年一大是秘密会议，共产党是不被当局认可的组织，所以别说向政府提出注册申请了，连大会文字记录都没留下，而且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会。之后的岁月里，共产党成长坎坷，当年参会的13个人中，牺牲者有之，脱党者有之，十几年后，当共产党稳定壮大，想要正式纪念之时，在延安就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是一大的亲历者了。
可是，毛泽东和董必武对于十几年前的事也记不清了，甚至连月份都不能确定。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一大是1921年5月召开的，估计他指的是农历。1937年，董必武对斯诺的夫人说一大是7月召开的。
此外，其他的参会者也曾在不同时间回忆过，但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邓中夏、李维汉说是在6月份，这么说大概是因为会议通知是定在6月30日，但实际上6月底的时候人还没来齐，会议延后举行了。1953年，张国焘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叙述时说是5月份。只有陈潭秋说是在7月下旬。
1938年，问的人越来越多，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了一下，就定在了“七一”，到了1941年，这被正式作为党的生日，并延续至今。
但是，究竟哪一天才是一大召开的日子一直吸引着不少学者去探索。
13位参会者图谱另外一位长期被忽视的一大参会者逐渐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这人就是陈公博。陈公博1921年参加了一大，1922年就脱党了，变脸之快，无人能及。抗战时期，他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成了汪伪政权二号人物，1946年被处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此处就不赘述了。脱党当年，他就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不知是为了赶时髦，还是为了省事，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对他而言，还有比这更好写的题目吗？），论文写于1924年，距离一大不到三年。论文中说一大是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这篇论文尘封接近四十年才被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这篇论文还有一个贡献就是记录了一大的纲领。
令人惊讶的是，陈公博还有一份更早的文字记录。1921年8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有陈公博发表的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这是一大刚结束后写的。文中很隐晦地记录了一大，我们可以得知，陈公博是7月21日到达上海，7月22日与两个俄国教授见面，所谓俄国教授就是苏联共产党员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可惜，文中没说具体哪天召开大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大是在7月22日以后召开的。
幸运的是，研究人员又发现了一份写于1921年下旬的共产国际的俄文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明确说一大是7月23日召开，这与陈公博的叙述比较吻合。这份材料和陈公博的游记都写明大会在上海开了八天。
非常有意思的是，陈公博遇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又成了重要的证据。
想必大家都看过《建党伟业》，影片中陈公博在下榻的旅馆遇到了持枪男子（姜武饰），许多人以为陈公博要遇刺了，其实完全和他没关系，所以大家感觉这段剧情莫名其妙，事实并非如此。
《建党伟业》剧照，左二为陈公博陈公博和其他简朴的参会者不同，他是携新婚妻子一同到上海的，他们没有住在统一安排的宿舍，而是住在大东旅馆。陈公博在文中记述了这件让他惊心动魄的事情。7月31日凌晨，他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伴随着的还有女子的凄惨呼叫。这是在一大开了八天会议结束当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这天白天参会人员转移到了嘉兴，开完了最后一天的会。因此由此往前推算八天，正是7月31日。那么，陈公博的这条记录是否可靠呢？没关系，这种社会新闻是记者的最爱，当时上海的报纸肯定有报道，果真，研究人员找到了几条报道。
比如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第14版就报道了这件案子:大东旅馆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名叫 孔阿琴，起因并不是奸杀，而是带有情杀的性质。原 来这个孔阿琴是同一个英国老板的跟班私奔，因二人感到无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男人带了一支手枪和她住进旅馆后，在凌晨先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不想死，于是离房逃走。
案件就发生在7月31日凌晨，陈公博所记无误。不过案情比《申报》所说的还要残忍一些，这名男子向孔阿琴开了两枪，击中了胳膊和腿部，孔阿琴并没有因此死亡，这名男子又用毛巾把她勒死了。所以，这是个渣男的故事，却意外地和一大联系在了一起，并因为一大留名千古。
陈公博受到了惊吓，一早就带着妻子离开了上海，去了杭州，没有继续参加会议。受到前一天法国巡捕搜查以及这件凶杀案的影响，一大会场迅速转移到了嘉兴南湖，当天下午结束。
所以说，多亏陈公博是个文艺青年，热爱写作，有写游记的习惯，也多亏他没有住在统一的宿舍，否则至今一大的召开时间都是悬案。直到1981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才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这时距离一大已经六十年了，13位参会者只有刘仁静一人还在世，当年他是最小的参会者，年仅19岁。
对于一个组织，记住生日，召开年会，根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活下去，并成长为真正的老大。
参考文献：
何俊华《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时间的艰难求证》，《文史杂志》2011年第3期
孟醒《中共一大召开时间、地点确认始末》，《历史风云》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