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中法大学在校筹建时，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曾公开对学生宣布，中法大学如建成可容纳二千五百多人，留法勤工俭学生可全部进入学校都没有问题。
吴稚晖校长吴稚晖也明确表示：“里昂(中法)大学是公开的，普遍的，劳工神圣的。”
但当此时留法勤工俭学生要求入学时，遭到校长吴稚晖拒绝，并且他从国内新招收一批富家子弟。
教育产业化，吴稚晖当时就有眼光，有行动。
吴稚晖说：“华法教育会是李石曾办的，里大是我办的”，“我吴稚辉的里大，与他李石曾的华法教育会是没有丝毫关系的。你们勤工俭学生，要去找华法教育会。将来要进里大，须报名投考”。
吴稚晖坦然承认：“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不是栖留所，不是大蔽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
吴稚晖这番话，把中法大学的创办同勤工俭学生的关系，推脱得一干二净，给那些渴望求学的同学，泼了一盆冷水，点上满腔怒火。
1920 年7 月,法国蒙达尔尼勤工俭学生开会勤工俭学生义愤填膺，认为除了直接行动外，没有别的出路：“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爆发了。
1921年9月20日清晨，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发出一个“紧急通告”：
“(一)本会今日移驻里昂中国大学，巴黎方面留驻巴代表五人；
(二)由本会于巴黎、圣日耳曼、枫丹白露、克鲁邹等处同学中组织先发队，随同本会出发，占据里大；
(三)各学校各工厂勤工同学接到这通告后，请即日组织‘援里队’，陆续向里昂出发，最迟于通告到后四十八小时内，有代表三人以上赴里昂。”
蔡和森当晚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组织了100多人的入校先锋队。由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率领，从巴黎赶到里昂，浩浩荡荡直奔里昂大学。
按原来计划，周恩来、徐特立、 王若飞等留在巴黎组织后援队和负责后方工作，并向公使馆进行交涉。
周恩来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前往车站送行，热情鼓励他们到里昂坚持斗争，为留法同学争取上学的权利。
21日早晨先锋队抵达后，里昂大学看门人不让进去。
勤工俭学生冲了进去，占据里昂大学校舍，结果入学不成反入狱。
法国治安当局可是没空管里面的是非曲直，一律给学生加上“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出动大批法国警察把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名勤工俭学生强行押上囚车，关进里昂炮台监狱。
赵世炎等留学生周恩来和徐特立、王若飞等四处奔走，前往监狱看望同学们，同时直接找驻法公使陈箓交涉，要他转告法国政府，立即释放全部被禁学生。
中法当局原本可以平稳解决这一争端，然而中法当局始终坚持敌视并驱逐中国勤工俭学生的立场，而且采用武装押送的手段，所有营救活动均未奏效，只有赵世炎机智脱险。
政府一生气，后果很严重。10月13日晚，法国政府以“过激党”、“在法国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宣布将只是争取“入学权”的这104名同学武装押送回国，而同学们的行李、衣服、书籍、用具等都散落在法国各地，很多人身无分文，沿途生活实在困苦不堪。
被迫回国的勤工俭学生代表共104人，其中有蔡和森等湖南代表43人，陈毅等四川代表35人等。在陈毅的领导下，组织了“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团”，发表了《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一百零四人通启》，并到报社发表谈话，控诉北洋政府、法帝国主义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
经过上述斗争，许多勤工俭学生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中法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当局的“过激”手段将他们推上革命的道路。
1924年7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在巴黎合影中法当局坚持敌视并驱逐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动作，催生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底到1922年初，由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邀请了部分团体代表，在巴黎共同商讨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
代表们就“少共”的组织、纲领、成立时间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达成协议。
会后，赵世炎、李维汉等在法国，聂荣臻、刘伯坚等在比利时，周恩来去德国，分别建立和发展“少共”的基层组织，为成立统一组织做准备。
“少共”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这些“少共”成员在国共合作后，绝大部分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并再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朱德和孙炳文周恩来在柏林期间，还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旅德的共产党人张申府、刘清扬、张伯简等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
周恩来 刘清扬（右二) 张申府(右一)这批勤工俭学生很多成为了中共最早的党员，并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
国共合作，让他们开始了政治和军事生涯。
然而围绕里昂大学的这一偶然事件，使李石曾与吴稚晖、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与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早期共产党人彼此敌视，也是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策划并推动“清党案”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