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仇鹿鸣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 2012-6
页数:337
丛书：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ISBN: 9787532562350
推特读书笔记汇总：
1. 士族的形成固然与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息息相关，但更要注意到不同地域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异对于士族获取获取经济、文化优势地位的影响，也要看到不同地区在王朝政治版图中地位差异造成的大族在获取政治资源基于方面之不平等。
2. 例如，在两汉时代，一个处于丰沛故里或是南阳帝乡的大族与一个处于燕北或蜀南的大族相比，其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可谓是高下悬殊。同样，一个生长于文明昌化、四方商旅辐辏之地的大族，其在经济、文化上的成长速度也是偏居一隅之地的大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3. 两汉通过普遍赐爵的方式使得皇权对农民的人身支配得以实现。与赐爵相伴进行的赐酺，与乡党之礼有着密切关系。朝廷有爵，乡里以齿，朝廷秩序为爵位，乡里秩序为齿，两种秩序并非矛盾，而是可以互相调节。因为年齿越高，获得赐爵机会越多，国家通过赐爵介入乡里社会。
4. 以“郡”为单位的同乡意识的增强是两汉以降社会心态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在现实生活中，郡级组织的重要性，使得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司马迁以后，以郡为籍贯逐渐成为惯例。汉代的同乡关系主要分“乡里”和“州里”两个层次，前者即同郡人，“州里”观念源于东汉末，在当时还不是主流同乡观念。
5. 同乡关系的实质非常复杂，可以包括族党、婚亲、师友、僚属、知识，这些关系在居乡时各起作用，不易感受到超出其上的“同乡”观念，只有在离乡之后，以地域总括这些关系的“同乡”观念才会被强化，而汉末恰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流民屯聚、大族迁徙现象所在皆有。
6. 曹魏官僚贵戚子弟，作为组成西晋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在西晋政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出身，同其声类，排斥出身低微、后起的司马氏集团成员，从而堵塞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上升渠道，造成了司马氏集团结构性的矛盾，同时也是晋初政治纷争的重要渊源。
7. 西晋开国之初，所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政治转型就是要从以家族为单位的权臣政治转向皇权政治，将政治权力由家族集体分享转变为皇帝个人独断，建立起帝系独大的政治结构。
8. 在汉魏时代，近代宗法意义上严格的父系宗族制度尚未成形，外家在观念上也被视为宗族的一部分，外家抚孤、甥舅关系密切、从母姓、重视同母关系、外家亦称骨肉等现象相当普遍，在宗族观念上存在着宗亲与外亲并重的倾向。
9. 与一般的王朝倾覆不同，汉末中央权力的崩溃不单是帝国政治体系的瓦解，伴随发生的党锢之祸也意味着两汉以儒学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崩塌，同时，战乱之中以大族为中心的地方军事化过程及稍后以乡里清议为基础的九品官人法的成立，则标志着国家权力在地方层面的衰退。
10. 承汉之后的魏、晋两代，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便是如何重建一个稳固的国家权力结构，这种重建包括政治、社会与文化三个不同层面，国家在政治上统一反倒是其间最易达成的目标。这两代的努力首先通过武力手段恢复统一政治局面，其次再通过制礼作乐方式重建儒家式的政治秩序。
11. 西晋政权崩溃固然有武帝选立太子失当这样偶然因素作用其中，但是其官僚阶层的凝固化与排他性则是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西晋政权的这一结构性矛盾不仅表现在曹魏贵戚子弟对于出身寒素政治人物的排斥上，在统一完成后则凸显于吴、蜀两国士人在西晋政治整合中的边缘化，无法进入政治核心。
12. 从清议到清谈—社会阶层的凝固化趋向：魏晋官僚阶层流动性减弱在魏明帝时代即已初见端倪，以夏侯玄为首名士圈包含大量曹氏贵戚子弟，其在形式上模仿汉末清议，品评人物。但其成员作为“当朝俊士”，以才华智慧为当世瞩目，同时又是当朝高官权门子弟，以父祖势少居清要，其在政治上已属权势者一方。
13. 魏晋之际的名士圈与“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汉末名士有着质的区别：不再以清议方式对抗专制皇权，而是利用优越的家族势力分割权势，奢侈享受，清谈玄理，虚无放诞，成为一种新式的文化贵族兼政治贵族。品评网络目的不在于激清扬浊，而是通过人物品评手段影响选举，形成分享权力的新贵网络。
14. 魏晋时代对士族政治成型之影响：汉魏、魏晋朝革命以禅让模式开启与汉代不同的政治传统，构成后世政权转移新典范。由于易代方式的特殊性，官僚阶层在此过程中基本未动，在保持政权稳定同时也造成“世官”现象的普遍存在。从汉末到晋初约一个世纪时间内，逐渐形成一个稳定延续的政治受益群体，累世仕宦。
15. 西晋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除了政治利益之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共同的趣味与认同。因此在西晋时代，一个以累世仕宦为特征，具有共同文化背景，分享一个带有封闭性的通婚、交游网络的大族群体已日渐成型。
16. 五胡十六国动乱中，许多西晋官僚家族中断了士族化进程，但北方长期战乱也成为大族代际更新的重要契机，特别是中央权力崩溃后，拥有乡里势力的大族成为地方政治的主导力量，在原有政治体系无法正常运作情况下，割据政权都必须借助地方大族的合作，方能巩固政权，这为地方大族社会地位上升提供了渠道。
17. 在南方，东晋虽延续了西晋国祚，但由于其建立仰赖北方流亡大族，皇权力量薄弱，无法抑制大族势力，最终形成皇权与大族共天下的分权格局。在此格局下，西晋时代便已普遍出现的累世仕宦现象在东晋已演变成为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在此意义而言，可以将魏晋时代视为士族政治的形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