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对已经趋于解体的旧式乡村社会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比如，把传统的乡民集体活动场所“乡校”改造成了“学室”。与激赏耕战相比，这个措施在变法中不太起眼。无论是《史记》中的《秦本纪》还是《商君列传》都语焉不详。而最能反映商鞅治国理念的《商君书》，又处处充斥着具有“反智主义”色彩的话语——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商君书·垦令》）
“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商君书·农战》）
“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商君书·去强》）
再加上韩非子在《和氏篇》里说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缘故。让人们很难想象大搞愚民政策的商鞅，居然也会狠抓教育。甚至连部分学者也坚信：商鞅就是要让秦国老百姓变成只知道种田和打仗的文盲。不信的话看这句——
“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商君书·赏刑》）
证据似乎确凿，但无法解释一个问题——秦国文法吏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是问题吗？只要不考虑操作环节，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小清新情怀党如是说。遗憾的是，政治和炒菜、种树、造飞机一样，处处都涉及操作技术。
作为中央集权制与大秦律令的直接执行者，文法吏非农非兵非工非商。光是按照商鞅“壹教”于农战那点内容，根本就不够用。别的不说，你见过文盲熟背各种法律吗？见过文盲制作文书和地图吗？见过文盲要经常计算相当于《九章算术》级别难度的应用题吗？（《九章算术》里大部分内容都源于秦政实务。）
脱离具体制度来看待诸子百家思想，并不是一个好习惯。特别是最重视制度设计的法家，嘴上说的可能是绝对值，一旦动起手来都是立足复杂现实的相对值。
《商君书》没提到办学校，不代表秦律里没有。
《秦律十八种·内史杂》云:“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
事实上，商鞅变法成功以及“人亡政不息”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通过学室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文法吏。尽管史书没有记载商鞅的弟子是谁，但他是后继有人的。否则，后来的秦国人不可能恪守新法，商鞅后学集体整理的《商君书》也不会问世。
商鞅说：“为辩知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商君书·外内》）
但这不等于说秦国只要文盲，而不要饱学之士。因为，现实世界的逻辑是——新体制需要具有新思想和新技能的“新人”来操作。
问：秦以耕战立国，读书何用？
答：能够成为更符合战时法治社会需要的文武通才。
秦政对政务技能要求高，追求精确化标准化管理。哪怕是秦统一后的原六国人都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模式。显然，在激赏耕战的新体制中，文盲也无法与有文化的旧贵族子弟竞争。唯有经过百家私学与官学熏陶的布衣士人，才能全面取代接受过系统文武教育的贵族。否则，旧式人才依然是各部门的主导力量，就算一时被迫执行新法，最终也会让一切改革成果归零。
与既得利益集团（韩非子说的“当涂之人”）做斗争，改革家有太多先天不利。除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外，培植忠于新法的势力是必然的选择。为此，处处得罪人的改革家也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这也是现实世界的逻辑。
通常人们只记得商鞅搞愚民政策，却没意识到他的“愚民”只是控制人们的意识形态，而非完全不搞教育。其实，扩大受教育群体是商鞅变法的隐线剧情之一。
韩非子在《孤愤》指出，只有最高统治者坚定支持智术能法之士，才能避免变法的流产。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治国与打仗一样，需要上下各方配合。改革家个人能力再强，也不能一手回天。他们必须有自己的高层团队来协力工作，并在基层安插人手来贯彻自己的意志。
在战国变法浪潮到来前，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是主旋律，乡村社会由宗族按传统习俗自治。列国官府虽有法律，但不对庶民公开，也不以此为第一位的社会规范。
商鞅变法是以法律政令治国。这种新的政治体制，不可能依靠旧贵族来完成，只能由具有新观念与新技能的新官僚来操作。而这种新型政治人才是不可能由贵族主导的传统教育模式产生。因此，通过抓教育来改变体制内人才的结构，是变法必不可少的一环。
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谁控制了人才流，谁就控制了未来！守旧派最怕子孙离经叛道，改革家同样担心下一代复辟。中国史上很多改革并不是流产于在当时，而是夭折于二代。
所以，体制内人才（吏员）的培养选拔方式，往往是各种政治力量保持自己优势或巩固已有地位的重要手段。后世的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无不是各方势力政治博弈的产物。
变法后的秦国教育体制是怎样的？简单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具体说，在各级官府兴建弘扬法制社会主旋律的学室，广造懂律令、重实技、能耕战的“新人”。教育改革是商鞅变法的隐线剧情，但这个举措让他赢得了未来。
自从诸子百家兴起后，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格局逐渐瓦解。官吏不再由贵族世袭，多启用布衣之士。百家私学与列国官学一样，把教育对象从贵族圈子扩大到了全民范围。只不过，向“劳心者”与“劳力者”传播的知识结构不同罢了（其实哪朝哪代都这么玩）。相对于重理论的百家私学，秦国官学着眼于向布衣平民传授新型官僚体制所需的专业执政技能。
由于资料缺乏，秦官学的规模、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分班情况、教材、考试方式、教学周期、教师岗位设置、毕业率、毕业生入职率等关键细节暂时不详。
但结合秦吏的考核项目来看，秦官学能满足当时绝大部分社会需求。
按照《秦制研究》的说法，秦国有文吏武吏之分，因此教学上存在不同侧重点。秦学室教识字写文，但不含诗书百家语；教算术，含财务会计技能；教法律政令与官场礼仪；教民生庶务与社会风俗，含各种生产知识与战国版老黄历——《日书》。这些主要是文吏课程，俗称“学书”。武吏课程俗称“学剑”，除了法律算术外还要学习剑术、驾车、射箭等军事技能。从事断狱工作的文武吏员，还能学到一手刑侦破案技能，包括犯罪现场勘查等法医知识。
由此可见，秦官学的教学内容全是法制社会中的实用技能。秦学室大致相当于扫盲班、政法学院与军校的混合体，也是商鞅对全国所有人推行“壹教”方针的平台。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前，秦国大体上不怎么计较畛域与学派，奉行唯才是举、唯贤是用的实用主义原则。商鞅说“为辩知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但他指的是对这些人“不贵，不任，不显”，而非一味地打击排斥。
这么说吧！每一位想要进入秦国体制内的人，要么从军征战立功授爵，要么到学室进修典狱文学。前者为军人路线，后者为法吏路线。上述三种人一旦通过了这两种人才选拔机制的试炼，就不再是商鞅眼中百无一用的嘴炮了，就成为大秦的农战之士与文法之吏了。
其实，曾经以百家学说三次试探秦孝公的商鞅，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不在乎你原先支持哪个学派，只是不准你走耕战事功之外的捷径。因为那会动摇他设计的游戏规则。对于秦国高层而言，只要遵守秦法办事，只要能建功立业，哪家哪派都行。商鞅则在此基础上用人才选拔机制，把所有的士人都导向秦官学，将其转化为支持法制社会的新鲜血液——依法行智的文吏与武尉。
秦国任用官吏并不一定选择有军功爵的人，但必须是能通过政务技能考核的人。无论你是儒家、墨家、农家学派的布衣士子，还是宗室、公侯、卿大夫出身的贵族子弟，都得先经过官府学室的系统的文法吏训练。否则，官府选拔吏员的“试吏”考核很难通过。比如，武将家庭出身的蒙恬“尝书狱典文学”。《史记索隐》谓：“恬尝学狱法，遂作狱官，典文学。”蒙恬灭齐后担任的“内史”一职，掌管着财政、上计等繁琐的经济工作，不学典狱文学根本做不来。
正因为有这个伏笔，看似重武轻文的秦国总能吸引山东列国的布衣文士来求职。而秦国官僚队伍的结构，也由旧贵族人士为主逐渐过渡到平民人才为主。总之，一切都围绕着商鞅变法后的新体制的需要而展开。
商鞅没有对自己的政敌实行法律之外的攻杀，而是通过军功爵与学室教育这一明一暗两手来文火慢炖，从根本上改造秦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在全民心中树立新的社会意识。秦国二十多年变法的大布局，无不以此为出发点。
虽然这个过程有点漫长，让秦国旧贵族的全面退场晚了一些，让商鞅这个奠基人在秦孝公死后很快被清算，但也为变法派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尽管商鞅死得那么孤立无援，但学吏制度已经在秦国生根，他的事业与梦想后继有人。大量秦国平民与外邦游士被学室训练成新型文法吏，然后充填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军政司法岗位。这群忠于新法的“新人”，使得商君新法的根基越加稳固。
当商鞅被车裂时，农工商兵出身的他们可能还人微言轻。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广度远远超过了守旧派贵族。新法的晋升机制，也为“新人”入主朝野铺平了道路。他们的核心利益尽在新法，不会同意让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在秦国复辟。
因了此故，守旧派贵族可以整死商鞅，但“新人”主导秦国社会的格局已不可逆转。回流的旧式人才难以适应以律令治国的操作系统，无法与越来越庞大的新兴势力竞争。于是乎，秦惠王务实地顺应时势，维护了商鞅的改革成果，又注意修复变法为各阶层造成的阵痛，果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其实，旧贵族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秦惠王的大脑回路早已被商鞅同化，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不可能挂倒档。新型学室“壹教”的成效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商鞅的悲剧是因为得罪的人太多，那么旧贵族的败因在于看不到官场倾轧之外的历史潮流变化。要知道，现实世界最主要的逻辑之一，就是商鞅所说的——“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商君书·开塞》）秦惠文王从犯法太子转变为一代明君雄主的关键，正是接受了现实世界的逻辑，重新认识和顺应了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
商鞅根据时代需要改变了旧的教育机制，兴建学室以广造“新人”。他没能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成功抽身，但在大政上遵循了不可违逆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故而得到了应有的事业回报——人亡政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