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套中人》、《变色龙》是契诃夫最脍炙人口的小说，不过最喜欢的是他的另外几篇，其中有两篇——《跳来跳去的女人》和《带小狗的女人》，讲的都是婚外恋。
《跳来跳去的女人》写于1892年，而《带小狗的女人》写于1899年，是契诃夫接近最晚期的作品。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尚且还有一些比较分明的价值判断和正反人物形象，但是在《带小狗的女人》中，这些价值取向和人物对错都变得模糊。看《跳来跳去的女人》，我们尚且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带着同情的态度去看，好像坐在茶馆里听说书，一面摇头，一面叹气。但是在读《带小狗的女人》时，这种闲情雅致就没有了，故事里的人物，不像旁人，更像是每一个读者自己。
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有各自的家室，其中女主人公年轻而较单纯，男主人公年近四十，婚外偷情已是家常便饭。他们在外出度假时相遇，各怀心思，又一拍即合，很快产生了火花。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因循主人公的内心变化来发展故事脉络，而不设立外在的评判标准，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代入其中。并且事实上，成年了的人，有几个会不了解主人公的心思呢？人但凡不是愚笨至极或者被生活压得没有喘息之机，谁没起过婚外寻情的念头呢？进一步说，结过婚的和没结过婚的，实在是人同此心。那颗蠢蠢欲动的婚外恋的心，不是只在婚姻生活中才生长出来。正如生活永远在别处，爱情也永远在别处，寻寻觅觅，走马观花，人皆如此。
所以故事里男女主人公虽然年龄和心智成熟度乃至性格都差距甚大，却有一个相同之处：男主人公厌恶他的妻子，要在外面的女人那里寻找点什么，只是每每找不到；女主人公也一样是厌恶他的丈夫，她说：“我嫁给他的时候才二十岁，好奇心煎熬着我，我巴望过好一点儿的日子，我对自己说：“一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我一心想生活得好！我要生活，生活。””
女主人公安娜渴望寻求真正的爱情和真正的生活，可是在找到一段婚外情时又懊丧不已，忏悔、责骂自己。她真诚而矛盾挣扎，故事中她频繁地提及天主，又对男主人公古罗夫欲罢不能。古罗夫同样是真诚的，虽然他一开始只不过是抱着猎取一段新的艳遇的想法，但后来却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安娜，以至于脱口而出说自己遇上了一个迷人的女子，并做出了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冲动的行为。
但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他们真实地爱着对方，所以，所有的道德、律例都不重要了。
恰恰是因为那个道德律的存在，才使得他们的爱情既真挚美好，又充满了谬误矛盾和走投无路。换言之，作为一篇文学作品，作者向我们展现的是个体的矛盾处境。
完完全全遵守道德律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戏剧性提供给小说，而完完全全抛弃了道德律的生活，正如现代人所常常寻求的那种生活，则是某种意义上让人走向非人的生活。在近现代充满进步思想和批判眼光的人眼里，过去的社会是用道德教条束缚人的社会，现代人的使命是挣脱它们。然而挣脱的后果却是人性的沦丧。在《带小狗的女人》中，主人公的爱情之所以呈现出某种美好，就在于那个道德律还在这篇小说中发挥着作用——它是安娜口中念念不忘的“天主”。而在现代人这里呢？当道德律被抛弃的时候，可耻的就不再只是婚外情了，而是所有的所谓爱情，都成了皮肉生意，所有的婚姻，都成了市场交换。
我们痛恨道德律，世上的君王和臣宰都要起来围攻它。可是这个道德律既在我们头顶约束着我们，也在我们心中控告着我们。我们以它为仇敌，这点没错，只是我们没有弄清楚的是这道德律是美善的，而我们是邪恶的。我们满以为自己是电影和故事里正义的一方，却没想到自己是个大反派。
圣经上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其实律法和那个赐下律法者的关系如何，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无法彻底明白的奥秘。不过圣经上也说，基督是律法的总结，他来是要成全律法。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翻过来想，律法，这个我们常常认为它僵硬、无趣乃至扼杀人的东西，恰恰如同众星拱月一样映衬着基督的荣美，又像是某种指引，暗示着神的尊荣和旨意。
所以事实是，虽然过去那些所谓“道德束缚”的时代，道德律常常被人误读甚至拿来做作案工具，但不论如何，人们活在那样的环境下，精神就容易找到一个超越性的归宿。反观现代人，又是怎样的光景？当道德律受唾弃，超越性归宿被否定，灵魂就永远受饥渴，生活就永远在别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带着渴望，在一样又一样事物上去试验和寻求归宿感。
正因为此，爱情在现代的我们这里，成了一件尴尬的事情。一个脆弱而有限的异性，承载着我们原本指向超越性存在的饕餮之欲。张恨水说，男人理想中的女人，要外面穿着蓝色的学生装，掀起来时，里面又是一件大红色的旗袍。其实何止如此，我们还希望她聪明、知趣、大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读过很多书，却装得了傻，美艳动人，又只对我专情。女人就希望男人既要帅气活泼，又要稳重大度，既要事业有成，又要细心顾家，能上战场当将军，也能像个奴才一样宠着自己。
现实中当然没有这么完美的人，所以这年头，离婚率总是高得离谱，黄西有一次调侃美国的离婚率，说：“没想到美国有百分之五十的人要和另一半走到白头，真是可怕。”
可怕的还不止这个。爱情，以及所谓的理想的另一半，已经演变成和隐附于现代市场中种种被贩卖的商品。并且它们如同精神鸦片一样，从来不缺少销路。从前圣经里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现在，人们用这样一个事实从反面证明了圣经这句话所言不虚——作为人们刚需的不仅仅是食物，还有强烈的归宿感和不切实际的爱情传说。
所以说到归宿感和超越性追求，人们想到的办法不是把正确的路径找回来，迷途知返。而是寻求替代品，这些替代品有爱国主义，有名望地位，有金钱权力，当然也有爱情和婚姻。只不过像爱国主义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外面的政治运动和口号的一再鼓动，很难持续地在浮现在寻常生活中，名望地位金钱之类的东西，代价高昂，获得者稀少，只有爱情和婚姻，是这个时代大众而寻常的消费品，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替代品之后，就很容易厌倦，而转头去找替代品的替代品，也就是婚外情了。
不过《带小狗的女人》的一个不寻常之处，是契诃夫把安娜和古罗夫的婚外爱情，写得无奈而诗意，感人之处比初恋故事还要惊心动魄。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也走进来了。她坐在第三排，古罗夫一眼瞧见她，他的心就缩紧了。他这才清楚地意识到如今对他来说，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比她更亲近、更宝贵、更重要的人了。她，这个娇小的女人，混杂在内地的人里，一点儿出众的地方也没有，手里拿着一只俗气的长柄望远镜，然而现在她却占据了他生命的全部，成为他的悲伤，他的欢乐，他目前所指望的唯一幸福；他听着那个糟糕乐队的演奏，听着那粗俗、低劣的提琴声，暗自想着：她多么美啊。他思索着，幻想着。”
为什么一定要有道德律在场，安娜和古罗夫的爱情才能显示出其美好？因为那个道德律的背后，是一切美善和崇高的来源，也是人们一切泪水和眩晕感真正指向的地方。安娜和古罗夫所有的情真意切，都在显示着他们作为第六日被造的高贵生灵，在本性的最深处，有着一腔向着荣耀圣洁的至高者敬拜的狂热情感。
只是让人无奈的地方，是安娜和古罗夫，以及所有我们其他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找不到至高的归宿，爱情就永远在别处。
小说临近结尾的地方说：“直到现在，他的头发开始花白了，他才平生第一次认真地、真正地爱上一个女人。”
人言契诃夫悲观，可是在结局这里，纵然有无穷迷惘，他还是留存了一点点温情。倒是张爱玲写得更凉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结尾处，振宝一阵大闹之后，决心明天起重新做个好人。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必将告以失败的宣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振宝将有力重整他的内心和生活。古罗夫也概莫能外。
而女主人公安娜，常常口里说着“天主”，但天主在她那里却只是一个权威，一个领主，他赐下律例，又无所不能，但在安娜心中他唯独不是幸福的来源，所以也就不是安娜生命的核心和意义所在，而更像一个遥不可及坐在金銮殿里的皇帝。因此安娜还是要在孤独和无望中，自己去寻找和拼凑一个想象中的生活。说到底，之所以爱情永远在别处，是因为当初我们相信了一个生活在别处的谎言，离开天父的家，做了不肯回头的浪子，因此注定是个孤儿。
所以在婚外情里的人，忍受着道德和世人的控诉，应该回头去看看路加福音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没有发生婚外情的人，一样是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引诱着，不得安宁，所以也应该回头去看看路加福音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若天父怜悯，将我们的石心换成肉心，我们就要流泪，知道这世界非我家，归宿另有去处，在那里不必再寻寻觅觅，有丰盛的宴席和永远的安息为我们预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