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公社文教办要调我到“五七”高中（那时候因为按照“五七指示”办学，因此很多地方的高中都称之为“五七”高中）去教书，虽然我本身也只是高中毕业，但在当时师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去高中教书，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果断地回绝了。理由是：明年我们自己大队要办初中，这个人才我们要留着。那好，我就继续在公社茶场干体力劳动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还不到20岁，正好浑身是力气。再说我也喜欢那种集体生活。
第二年，我们自己大队真的办初中班了。其中二年级是从公社五七中学拉回去的，一年级才是刚从本大队的小学升学而来的。所以，暑假期间，大队上就通知我到公社里参加教师会议。这样，我的民办教师生涯就正式开始了。
记不清这次暑假期间全公社教师集中开会的时间有多久了，反正是在一个星期以上，因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整个会议期间真正用于布置工作的时间不多，也没有组织真正意义上的业务学习，主要就是参加公社里正在进行的开荒。
公社院子的南边有一个平缓的山坡，叫做大磨岭。说是岭，其实并不存在想象中的山峰，充其量就是在高处有一道平缓的山梁。大磨岭植被很好，我们以前经常到那里去积肥，就是把枞树下面的树叶、野草等腐烂后形成的腐殖质用锄头扒拢来，然后用撮箕担回去。那是顶好的有机肥，比化肥的效果好多了。那个年代因为水稻产量低，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农业就是年年为实现“跨纲要”而奋斗。其实所谓跨纲要，从现在来看，并不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就是按照农业发展纲要，要求长江以南地区实现亩产800斤，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实现亩产600斤，黄河以北地区实现亩产400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这一带不但全部种植双季稻，还尽量种上冬小麦，实现一年三熟。但就是这样，亩产粮食800斤的纲要还是跨不过去。因为产量低，农村生产出来的粮食交够国家征粮（即农业税实物）、购粮（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和工业、国防粮食供应而统一收购的粮食）以后，所剩无几，往往到春节时候，很多农户已经没有粮食了，生产队的保管室基本上空空如也，春耕开始后就等着政府的返销粮指标了。所以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的一句名言：“我国有七亿人口，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既然是第一件大事，那就得想方设法。所以，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提出什么多少亿亩的耕地红线，而是想方设法增加耕地。凡是能够开垦的国土，都被千方百计开垦成耕地，种上粮食作物。在山区，很陡的地方都被开垦成梯田，实在不宜开垦成水田的地方，也开垦成梯土。尽管大家都不喜欢吃红薯，但是在种不了水稻的梯土，就只能栽上红薯。1975年，开过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掀起了新一轮的农业学大寨热潮。大寨经验的重要一条就是“治坡”，其实就是在陡峭的山坡上开垦耕地。暴雨时洪水极易冲毁梯田，于是人们就与天斗，与地斗。
既然开荒造田已经在全国蔚然成风，现在我们公社竟然就在鼻子底下还有一大片适于开垦的山地而不开垦，真是岂有此理！所以，公社决定，向大磨岭进军，开荒！那个年代的动员能力不是现在的人能想象的。公社革委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相当于现在的人民政府）既然做出了决定，那就举全社之力，确保任务的早日完成。全公社180多公办、民办教师，借开会之机全部投入开荒，当然在情理之中。
开荒就是先把树木砍光，把树兜挖出来，然后把土壤挖转来，使之变成可耕状态。那可都是体力活，加上三伏搭秋时节毒辣的阳光暴晒，光是辛苦二字是无法形容的。我还好，因为经历了三个年头的日晒雨淋和重体力磨练，已经适应了。对于那些年轻的女老师和年龄偏大的老师们，那种日子还真是一种考验。
一个意外的收获给艰苦的生活添加了乐趣。在开荒的过程中，无意中挖到了一座古墓，墓室里并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但是砌坟墓用的烟砖有用。公社里正在建大会堂，古墓烟砖送到工地，工地算一分钱一块的砖。这样，我们学校一共男女老少九个老师，挖到的烟砖就是我们的集体收入了。最多的时候，居然一天能挖到150块烟砖，虽然只有一块五角钱，但是当场都能拿到现钱。这笔份外之财让我们很兴奋。整个会议期间开荒，我们一共挖到了好几座坟墓，基本上每天都有收入。这让我们的开荒日子少了很多枯燥氛围，也引来了其他学校老师的不少羡慕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