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老联命题】文化化经营是以“信”为本的经营，区别于以“物”为本的物化化经营，园区是介于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之间的新经济单元，从园区“软硬环境”二元模型升级为“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基础环境”三元模型（九项环境指标）
2018年9月27日下午，应邀为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高级项目《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策划及运营高级研修班》做了3个小时的报告。此次培训由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电子工业干部学校举办。学员主要来自电控系统的文创园区企业，798、751、牡丹园、761等。
该培训班学员的素质比较高，在回答我向大家提出的“文化是什么东西？东西是什么东西？”等问题时，很有想法！今天，主要分享了三方面内容：一、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关键概念辨析（刨根问底）；二、文创产业创新发展2049平台模式；三、园区产业文化IP创意开发案例。
公布创意生态实验室十年前开发的园区创意生态评价一级指标：从软硬环境二元模型升级为“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基础环境”三元模型，具体包括：精神（心理）环境、交往环境、工作环境、体制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能量环境、信息环境、物理环境九个一级指标。
今日的主旨——从空间资产的“物化化”经营到“文化化”经营。 所谓“物化化”经营，源于人类对一切财产客体进行“物拟化”的历史传统，唯有如此，财产客体才能便于确权、分割、储藏、运输、交换，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观念基础，构建了一个“物权化”财富的美丽新世界。
这一“物权化”财富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制度组织结构，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时期。以此为基础，物化化财产权利思想在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时代取得充分发展，成为造就人类财富奇迹的制度保障，至今，普遍的自由，正是靠这种“物化化”财富体系得以维系。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网络社会、知识基础、创意经济的发展，这种“物化化”财富体系因其先天不足和后天乏力，在经济社会大发展之种种新浪潮的冲击下千疮百孔，集中表现为基于“物化化”财富观念下的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比如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之争。
张维迎、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争端之所以意义不大，在于，他们两人都固守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下，试图将远比他们的说辞“高大上”多的现实，装进他们“矮小下”的理论箩筐中，他们沿用18世纪牛顿物理范式经济学，解释21世纪量子物理时代的经济现象，中间差了三百年光阴！
20年来，遍布欧美亚非拉的创意经济发展，使这种经济可以宣布：自己将脱离于非创意经济（霍金斯所谓“重复经济”）的理论窠臼，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昭告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启，世界上有两种经济——创意经济和非创意经济，二者的区别在于科学范式的不同：
从哲学范式上，前者基于“信息哲学”，后者基于“物质哲学”；从法律范式上，前者基于信权财产权，后者基于物权财产权；从经济范式上，前者基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后者基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从资产管理范式上，前者是资产文化化经营，后者是资产物化化经营······
从权利范式上，前者基于人格化（人格权+身份权）权利，后者基于物格化权利（物权、债权财产权等）；从价值范式上，前者基于符号价值+交换价值；后者基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从技术范式上，前者基于数字信息技术，后者基于电子机械技术等等，类似比较还很多。
请注意，这里“基于”的意思不是讲前后两者非此即彼，其实，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依存，没有物化化经营，也就没有文化化经营的可能，这就叫做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所谓“众妙之门”。
简言之：文化化经营是以“信”为本的经营，区别于以“物”为本的经营。
今天，重点讲国有企业文创园区经营问题：在前所未有的新经济时代——在数字经济、文化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等概念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园区经济体”经营是一门好生意，前提是经营者意识到：园区是介于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之间的新经济单元。
今天建议“牡丹园”以数字创意经济为载体，将北京花园路的牡丹种到雄安！
苏彤记于2018年9月27日
